福全清沙记写下的时间层：莫高窟第65窟为何从西夏标准窟回到北宋重修

第 65 窟最值得记录的地方，是一条题记把“西夏窟”的标签重新拉回了时间现场：窟内确实留下西夏文，但这段文字记录的是 1085 年清理流沙和祈愿，现存绿色系壁画的层位则可能早于题记。1

《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把第 65 窟列为唐代修建、宋、西夏、清重修，形制记录为覆斗形顶、西壁开龛。因为西壁龛南侧保存着六十余字西夏文题记，第 65 窟长期被当作西夏早期洞窟的参照。佛光山《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也沿用“唐代开凿、宋和西夏重修”的概括，并把西壁龛内南壁的弟子像标作西夏。2

刘永增的文章把问题推进了一步：判断洞窟年代时，题记的文字、书写位置、颜料覆盖关系和重修痕迹需要一起看。论文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 年第 3 期，题名就是《敦煌“西夏石窟”的年代问题》。摘要把第 65 窟的核心判断概括为：重修年代更可能在北宋末年，而非西夏初年。1

现有公开材料最能确认的空间，是第 65 窟西壁的敞口龛。龛内保存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组合，主尊居中，两侧弟子和菩萨围绕佛身展开；龛上方的装饰和四周壁面，构成一处供人礼拜、发愿和观看的佛堂。刘永增根据造型、服饰和与初唐晚期洞窟的比较，认为龛内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都可追溯到初唐晚期，二菩萨也属于早期组合。1

佛像身后的背光、龛楣和窟顶花纹，把主尊从石壁上托出来。画面今天看起来颜色深沉，青绿和黑色区域仍然形成鲜明层次，残损处则暴露出壁面经历过多次修补。观看第 65 窟时，先辨认这组造像的位置，再去看题记，才能分清“谁在佛前发愿”和“谁在后世修补墙面”是两件事。

西壁龛内南壁的弟子像侧身向左，头部有圆形头光，面部方圆，身穿圆领长袍，外披袈裟；左手上举，右手垂在身侧。佛光山词条注意到他的微曲眉头和紧闭双唇，把这种表情解释为疑惑与忧虑。这样的局部让观者看见画工怎样用几笔线条和面部晕染塑造人物情绪。3

“弟子像”是佛教图像中的角色名称，题记里的“福全”则是一个具体的发愿者和清沙者。两种身份属于不同证据系统。第 65 窟目前公开材料能够落实福全在 1085 年的行为，初建功德主的姓名、完整窟主身份和各次出资关系仍等待更直接的题记或文献证据。

西龛南侧的西夏文题记，是这座洞窟最关键的时间坐标。题记原释作“甲丑年”，刘永增依据西夏文书写规范和上下文，认为“甲丑”应是“乙丑”之误，对应北宋元丰八年，也就是 1085 年。题记内容说，福全于乙丑年五月一日来到沙州，窟内已经被流沙填满；福全清除积沙，以“求福利”，并愿与法界一切有情共同往生西方净土。1

这段文字记录了一次清理和发愿。它让我们知道 1085 年有人进入第 65 窟、看见流沙、清出积沙，并把这件事转化为功德；题记本身没有把 1085 年写成开窟或完成壁画的年份。福全的动机也有清楚的文字依据：先求个人福利，再把功德回向法界有情和西方净土。

题记的价值还在于它把洞窟和地方社会接在了一起。佛教信仰在这里表现为一项具体劳动：清除阻塞礼拜空间的沙土，再通过题记留下愿文。佛堂因此同时保存了造像、壁画、灾害痕迹和个人功德行为。

刘永增观察到，题记文字至少有两处写在红色边饰之上。这个位置关系给出一个直接判断：题记出现时，红色边饰已经存在；现存绿色系壁画也应早于 1085 年完成。题记附近的绿色颜料可以见到滴落现象，颜料来源需要结合修补位置判断，单凭颜色本身无法推出西夏重修。1

天井的细节把“颜色”变成了“层位”。莲花井心大部分保留着较早的画面，只有一朵莲花呈现粗糙重绘；西龛天井和西披还可见明显针对青绿色系的修补痕迹。刘永增据此把题记附近的少量绿色滴落解释为清代修补天井时留下的痕迹。这个判断仍然属于对现存壁画层位的研究解释，却比“看见绿色便归入西夏”更能说明颜料如何进入画面。

传统分期抓住了一个醒目的事实：第 65 窟有西夏文题记，窟内还保存青绿色画面，题记又和后世重修问题相邻。于是，题记、颜色和西夏重修被连成一组，第 65 窟成为西夏早期的标准窟之一。1

刘永增提出的重排，则把每一层证据分开处理：

这条时间线把“西夏文题记”和“西夏重修”分开了。西夏文说明题记的书写环境和时代背景，文字所在的墙面层位则说明题记与既有壁画的先后关系。研究者据此提出北宋重修说，传统西夏分期仍然是理解学术史的必要起点，两者应当并列呈现。

福全的身份可以落实到三件事：他来到沙州，在第 65 窟清沙，并留下为自己和法界有情祈愿的文字。题记把“出资建窟的功德主”与“清沙发愿者”区分开来。第 65 窟初建时由谁出资、北宋末全面重修由哪一位施主主持，公开材料尚未给出足够完整的姓名链条；图像中的弟子、菩萨和西夏文字，也各自承担宗教或装饰功能，无法单独替代供养人题名。1

这份空白并不削弱第 65 窟的档案价值。相反，现存证据让我们看见佛教在敦煌地方社会中的连续传播：初唐时期，佛堂以佛、弟子和菩萨组成礼拜中心；北宋末年，地方政权和施主重新整理壁面；1085 年，福全用清沙和发愿延续洞窟的宗教功能；清代修补者又让一部分画面继续留在墙上。不同年代的人没有留下同一种痕迹，却共同维持了这处佛堂。

第 65 窟因此适合被称作一座“时间层洞窟”：它保留西夏文字，却把读者带向初唐彩塑、北宋壁画和清代修补。沿着西龛、题记、红色边饰和天井逐层观看，洞窟年代不再由一个朝代标签决定，而由每一层材料在墙面上的先后关系共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