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95窟|六字真言、六臂观音与十六罗汉:九层楼旁的小窟属于西夏还是元代
从崖面最下层的位置、龛顶的六字真言莲花、龛内的六臂观音与南壁的长眉罗汉入手,把第95窟壁画断代的两套证据并排摆开,看清元代敦煌观音信仰的一处现场。
九层楼是莫高窟最容易被认出来的那段崖面。人们抬头看北大像窟(第 96 窟)的时候,很少会留意到,在这座通顶大佛窟与晚唐第 94 窟之间,还夹着一座窄小的洞窟——第 95 窟。
它的前部顶已经塌毁,壁面多有残损,在游览路线里几乎排不上位置。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断代却绕不开它:窟内的壁画与塑像究竟画成于西夏还是元代,两派意见至今没有合拢。
一座开在崖面最下层的小窟
敦煌研究院在介绍相邻洞窟时,把第 95 窟的位置写得很清楚:莫高窟第 94 窟一条中写着「第 94 窟位于北大像即今第 96 窟之北,中间只隔一个较小的第 95 窟(元代)」。按这条官方记录,第 95 窟开在南区崖面的最下层,与九层楼里的北大像窟、晚唐第 94 窟东西相邻,规模很小。

形制上,这是一座中心柱窟。主室后部立中心柱,柱的东向面开龛,龛顶绘内圆外方的团花平棋,原本应有六组,如今只剩两组;环绕中心柱的南、北、西三条通道,窟顶画着同样的花样。这些结构细节,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祁晓庆在《莫高窟第 95 窟壁画为元代考》(《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3 期)里逐一记录了下来。

龛内的塑像保存完整,属于后世修补。主尊是一面六臂观音,结跏趺坐在仰莲座上;身后墙壁画着椭圆身光与圆形头光,头光两侧各绘观音、大势至一身;龛内左右两侧各塑一天王、二菩萨,塑像身后的南北两壁又各绘三身菩萨。祁晓庆据此推测,龛内原先的主尊更可能是释迦牟尼或阿弥陀佛,与观音、大势至组成敦煌常见的西方三圣。
六字真言与六臂观音凑成的一组新信仰

龛顶那两组团花,是这座小窟里信息量最大的地方。六个花瓣内各写一句六字真言梵文,中心圆里是一个兰札体种子字;环绕中心柱的南、北、西三条通道窟顶,画着同样的图案。密教把种子字视作修行者作字轮观时观想的对象,祁晓庆把这种「六字真言加种子字」的莲花,看成一铺六字真言曼荼罗。
把它与龛内的六臂观音放在一起,这组图像的含义就完整了。佛教艺术研究者谢继胜指出,六字真言与四臂观音形成固定的图像对应关系,时间在 13 世纪末至 14 世纪的蒙元时期。四臂观音本身也是元代流行的样式:麦积山第 48 窟的元代四臂观音、杭州飞来峰有纪年的藏传四臂观音三尊龛、西藏夏鲁寺错钦大殿回廊东壁的元代四臂观音,都属同一批材料。祁晓庆由此推测,第 95 窟龛内的六臂观音可能受到西藏后弘期「观音六字三尊」的影响。

六字真言自身在中国流传的线索,也能接到这座小窟上。宣扬六字真言的经典一般认为是《大乘庄严宝王经》,梵文原本大约在 6 至 7 世纪已经出现;吐蕃时期西藏地区就已信仰六字真言;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 年),天息灾把它译成汉文收入《大正藏》。元代敦煌还留下了实物:莫高窟至今立着一块六字真言碣,碑心刻四臂观音坐像,四周是梵、藏、汉、西夏、八思巴、回鹘六种文字的六字真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它的墨拓本,题记纪年为元至正八年(1348 年)。
水月观音:一块残壁上的元代画风
第 95 窟南侧甬道口上方有一个小龛,龛内西壁画着一铺水月观音。观音侧身面朝北方,坐在水边的岩石上,头戴宝冠,身穿束腰白色长裙,胸前与手臂佩饰璎珞,右腿自然下垂,左腿曲起搭在右膝上,双手抱住左膝。身后是圆形透明身光,头后是蓝色圆形头光。

画面的细节比观音本身更能说明问题。观音身后是青金色与绿色相间染出的山体,石缝里生出两根翠竹,山与竹都朝观音的方向倾斜;山下地面上放着一张红色四角长条桌,桌上铺红地绿边的桌布,摆一件瓶类器物,桌下站着几位僧人;观音前方的岩石上放着净瓶,两位天人乘云而下,前面一位双手托盘,后面一位戴通天冠、手执笏板;画面上方,云海中现出一座建筑。北侧通道口上方的龛内图像残损严重,残留的色彩与线条仍能看出西壁也画了一铺水月观音,两侧通道上方原本各有一铺。

这样的水月观音在敦煌并不孤单。据王胜泽统计,敦煌壁画中的水月观音现存 29 铺,莫高窟 15 铺、榆林窟 7 铺、东千佛洞 3 铺、肃北五个庙 4 铺,藏经洞所出的绢画里还有五代至宋的水月观音 5 幅。更早的构图简略,观音正坐画面中心;到了晚期,观音移到画面一侧,背后怪石林立,面前配上净瓶、水面、云雾与树木。把第 95 窟这铺壁画推向元代的还是画法:观音头顶横向条状铺开的云层,与山西永乐宫纯阳殿元代壁画里的云层画法一致,祁晓庆认为这是元代寺观壁画特有的一种画法。
十六罗汉与长眉过膝的宾头卢
第 95 窟的塑像残损,壁画却成组留存。中心柱南北向面各绘罗汉两身;南、北、西三壁也绘罗汉,其中西壁存两身、南壁存三身、北壁存两身。按残损位置推算,西、南、北三壁原本应各绘四身,全窟合计十六身,构成一组十六罗汉。
南壁西起第一身罗汉最好认:他手拄锡杖,坐在有靠背和扶手的椅子上,身前立着一位侍者,两人都有头光,罗汉的眉毛长过膝盖,尾端由侍者双手捧着。祁晓庆推断,这一身就是十六罗汉或十八罗汉中居首位的宾头卢尊者,也就是俗称的长眉罗汉。佛光山《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为这铺壁画单立了「莫高窟第 95 窟罗汉像」一条,把它记为元代的壁画,并描述其形貌:戴臂钏、腕钏,内著僧祇支于胸前结带,外披袒右肩袈裟,身体略前倾,双手拄杖坐于竹木床榻,双足下垂。

长眉罗汉的画法,把第 95 窟和另外一批作品连了起来。传为五代贯休所作的十六罗汉像(京都清凉寺、宫内厅、京都高台寺各有收藏)都没有头光,宾头卢屈膝坐在岩石上,眉毛虽长却不过膝;日本京都博物馆藏的一件元代佚名罗汉像,则与第 95 窟这一身在图像构成、人物形态、座椅和持杖上都更为接近。带头光的罗汉像大约从南宋开始流行,刘松年《罗汉图》、张胜温《大理国梵相卷》、陆信忠《十六罗汉图》都属于这一路,元代罗汉图承接了南宋的模式。瓜州东千佛洞第 2 窟中心柱南北通道两侧壁的树下人物图,树木造型、用色与构图都与第 95 窟的罗汉像一致;莫高窟第 464 窟主室西、南、北三壁的二十幅观音化现图,人物画法也与它相近。

两套证据的拉锯
第 95 窟的年代之所以成为问题,在于两种判断各有自己的证据。
把它定在元代的,是《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的著录、敦煌研究院前辈史苇湘的判断,以及梁尉英的研究。敦煌研究院的梁尉英在《元代早期显密融汇的艺术——莫高窟四六四诸窟的内容和艺术特色》中把第 95 窟列为元代窟,并在这一前提下讨论了中心柱东向面南侧通道口上方的水月观音。祁晓庆的新文延续了这一结论,把窟顶六字真言莲花、六字真言与六臂观音的组合、水月观音像、十六罗汉中的长眉尊者逐项与元代材料比对。
把它定在西夏的,也有几路论证。敦煌研究院的王惠民在 1987 年的《敦煌水月观音像》里提出这座窟西夏开凿、元代重修;陕西师范大学的沙武田依据龛顶六字真言与兰札体种子字的时代,把它判为西夏窟;宁夏大学美术学院的王胜泽从中心柱窟形、地仗层材料的差异和水月观音的特征入手,写了《莫高窟第 95 窟水月观音图为西夏考》,同样主张西夏开凿、元代重修。
分歧的焦点落在兰札体梵文上。沙武田举出黑水城出土的西夏佛经版画中已有这类种子字,说明这种字体在西夏时期已经出现;敦煌研究院的杨富学,以及研究梵字的张保胜和《兰札体梵字入门》的作者林光明,都认为兰札体梵字「始于元而盛于明清」,敦煌一带作为独立信仰的六字真言流行得更晚。祁晓庆对王胜泽的论证另有意见:该文在讨论龛内菩萨像时拿来对比的莫高窟第 3 窟,本身已被视为元代洞窟。
还有一种定位绕开了朝代的先后。北京大学考古学家宿白把莫高窟的元代密教遗迹分成两类,一类是藏密遗迹,另一类是受藏密影响的传统密教洞窟,他在《榆林、莫高两窟的藏传佛教遗迹》里写道,第 95 窟应是后一类中较重要的实例。按这一读法,第 95 窟是元代敦煌本地传统与外来密教相遇的一个样本。
至于窟主是谁,公开材料里找不到可以读通的供养人题记与愿文。于宗仁在兰州大学的硕士论文里分析过元代壁画的地仗材料与制作工艺,认为这座窟初建可早到北朝,到元代被整体重修重绘;功德主的姓名、身份与出资缘由都无从落实。这份空白本身就是档案的一部分。
第 95 窟留在编年档案里的,是一组已经成体系的元代图像——六字真言、六臂观音与十六罗汉同处一窟,以及一个尚未了结的问题:这组图像属于哪一朝代,又由谁出资画成。沿编年序列读到这里,元代敦煌还没有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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