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窟｜十六平方米、六家断代：文殊身边多出的老人与取经僧

莫高窟第 149 窟开在南区崖面上，主室不到六平方米，窟顶残毁，壁面上没有一尊塑像。1942 年 6 月 23 日，石璋如在这里做了一次测量，把它的形状、尺寸、四壁画题和当时各家给出的断代并排抄在一张表上。1

八十多年过去，这张表仍是理解这座小窟最完整的一份材料。它的壁画残损严重，可查的公开图像很少，档案却相当清楚：多大、什么形状、四面墙画了什么、有谁在什么时候来看过，一项一项都写着。

石璋如记下的形制是「近方（横），顶毁」，洞窟由前室、一道圆券门和主室组成。前室南北 5.0 米、东西约 2.0 米，合 10.25 平方米；门洞高 1.5 米、宽 0.7 米，是一条很短的甬道；主室南北 2.75 米、东西 1.95 米，只有 5.36 平方米，壁高 1.95 米。三部分加起来，全窟 16.66 平方米，容积约 14.05 立方米。

同一次测量还留下了两项要点。龛坛一栏写的是「无龛」，塑像一栏写的是「无存」；供养人一栏写的是「无存」，题记一栏写的也是「无存」。1

这张表还顺手解决了另一个问题：这座窟在不同编号系统里被叫作什么。按张宝洲《敦煌莫高窟编号的考古研究》整理的对照，敦煌研究院编号 149 的这座窟，伯希和编号 11，奥登堡编号 11，张大千、谢稚柳编号 15，史岩编号 S015.00/01.11；日本国立信息学研究所的数字丝绸之路洞窟数据库沿用同一组对应关系。2

数字并不通用，何况这里最容易踩空。在伯希和的编号系统里，第 149 窟是 11 号窟；而按他的编号排列的图录中，标着「149」的是一座右壁画满一壁维摩诘经变的洞窟，与这间十六平方米的小室对不上。3

《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给第 149 窟留下了一份逐壁清单：西壁画禅定趺坐佛一铺，包括一佛、二弟子、四天王、六菩萨；南壁画文殊变，北壁画普贤变；东壁门上画火焰金刚一身，门南画四臂观音一铺、下方壶门内供宝三个，门北画铃杵观音一铺、下方壶门内供宝一个。1

「变」在敦煌指经变，也就是把经文铺陈成画面。文殊变与普贤变多数时候成对出现，一个画在门这边，一个画在门那边，中间是佛龛或佛坛，合起来说明两位上首菩萨前来赴会听法。第 149 窟把这一对画在了南壁与北壁，正对主室两侧。

南壁这铺文殊变，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张小刚描述得最细：文殊头戴扇形重层高宝冠，身着天衣，右手持如意，正面半跏趺坐于狮子背上；狮子回首，俯视一侧体型较小的于阗国王。于阗国王没有头光，头披风帽，着交领衣，挽袖于肘，作奔跑状。文殊左侧立三身像，两身侍从菩萨一身合十、一身手持长柄香炉，另一身是有圆形头光、着交领袈裟的比丘，张小刚判断这一身是佛陀波利；右侧立四身像，两身侍从菩萨一身合十、一身双手托花盘，一身是合十的天王，最后一位是老人，应是大圣老人。4

东壁的两铺观音是这座窟里另一条线索。四臂观音与铃杵观音都是密教系统的观音，画在窟门两侧，下面是壶门，壶门里画供宝。这一处布局说明，第 149 窟在显教的赴会图之外，还容纳了一套密教的尊像，同一铺墙壁上安排着两种礼拜对象。

石璋如那张表的「时代」一栏，把当时能收集到的意见并排抄了下来：唐、宋·吐蕃、宋·蕃画，以及三种「元」。六栏里「元」出现三次，另外三栏说的是唐与宋——一座十六平方米的小窟，在同一张纸上被记进了三个世纪。1

今天的说法收拢成了两套。

一套把它定在元。《敦煌石窟内容总录》记第 149 窟为「元」；敦煌研究院的梁尉英在江苏美术出版社的《敦煌石窟艺术》丛书里，把第 464 窟、第 3 窟、第 95 窟与第 149 窟编进同一册「元」卷，第 149 窟在敦煌研究院的出版序列里一直被当作元代洞窟对待。5

另一套留了余地。张小刚在《敦煌新样文殊造像中的于阗国王像研究》里，写的是第 149 窟「修建于西夏或元代」，该文图版说明则把它标作西夏。4

分歧难以收口，原因就在石璋如那两行字里：这座窟没有一条可读的题记，也没有供养人像留名。断代只能靠风格——四臂观音、铃杵观音这类密教观音的出现年代，文殊与普贤赴会图在敦煌的流行时段，都是可以比对的尺度，但比对出来的结论彼此并不完全咬合。同一座窟，一个「元」字要承担三种证据，风险也就留在那里。

要理解第 149 窟南壁为什么画成那样，得先看文殊的眷属是怎么多起来的。

宋代五台山大华严寺沙门延一重编的《广清凉传》里记着贫女化文殊的故事：大孚灵鹫寺每年设斋，一位贫女带着两个孩子和一条狗前来，僧人嫌她贪求无度，叱她离去，贫女即时离地化作文殊，狗成了狮子，两个孩子就是善财与于阗王。4 这则故事就是敦煌「文殊三尊像」——骑狮文殊、善财童子与牵狮的于阗国王——的来历。日僧圆仁在开成五年（840）听到的版本里，还只有贫女化作文殊、骑狮子腾空而去，善财与于阗王都还没有进场；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白描纸画与版画上，三尊的组合才固定下来。

到宋代，眷属里又添了两位：文殊在五台山化现的老人，和从罽宾来的取经僧佛陀波利。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前的序文，唐高宗仪凤元年（676），佛陀波利到五台山顶礼，一位神异老翁告诉他，要见文殊，先回本国取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永淳二年（683），他带着梵本回到京师，高宗命人译出，这部经后来在西明寺再次译定、流布于世。4 老人与取经僧进入文殊的眷属，是敦煌壁画里西夏以后才成形的做法。

东华大学胡勇在《于阗还是润州：〈华严经〉与牛头山》里把这条线索收得很紧：宋代出现的文殊五尊像，即增加文殊所化现的老人和佛陀波利，「在敦煌，以元代第 149 窟最典型」。6

敦煌研究院在介绍第 465 窟时给出一句很实在的话：唐宋时期流行的文殊变、普贤变，到元代的莫高窟第 149 窟、第 463 窟，榆林窟第 4 窟和西千佛洞第 20 窟里都还在绘制。7 也就是说，元代敦煌仍有不止一座洞窟在画这一对题材，第 149 窟是其中之一。

这条延续有它自己的选择。以榆林窟第 4 窟为例，文殊变以山峦为背景，文殊五尊像位于云上，文殊侧身半跏趺坐于狮子背上，右侧持如意，两侧站着圣老人与作罗汉形的佛陀波利，狮子前方是善财童子；四尊像都有圆形头光，牵狮的于阗国王反而没有头光，双脚作弓步。4 第 149 窟的做法与它同属一路，只是把背景与眷属压得更紧，塞进一面不到六平方米的南壁。

把第 149 窟四壁合起来看，元代敦煌的宗教状态也显出来了：一面墙上画显教的赴会图，另一面墙上画密教观音，两种传统共用一室。此前讲过的第 95 窟用六字真言与六臂观音组了一室，第 3 窟把千手千眼观音画成纸上的线描高峰，第 149 窟不过是这一路里最小、最不起眼的一间——四臂观音与铃杵观音挤在窟门两侧，陪着南壁的文殊与北壁的普贤。

第 149 窟的四壁没有留下塑像，没有留下供养人画像，也没有留下一条题记。这三项空白直接决定了这座窟能讲到什么程度：谁出资开凿、出资的动机是什么，公开材料里查不到；窟内原有多少身彩塑、主尊是哪一尊，也没有记录可以依据。石璋如 1942 年在龛坛一栏写下「无龛」「塑像无存」，此后八十多年也没有出现能够补上这一格的新材料。

能落实的是壁画：南壁的文殊赴会图、北壁的普贤赴会图、东壁门上下的火焰金刚与两铺密教观音，加上西壁那一铺禅定趺坐佛与四天王、六菩萨。这套内容加上悬而未决的断代，就是第 149 窟在编年档案里的全部。

莫高窟的元代洞窟本来就不多。走到第 149 窟这一座，留下的壁画残损、没有塑像、没有题记，尺寸也只比一间小屋略大——它为编年档案补上的，是一座小窟能被查到的最完整一面：测绘日期、面积容积、窟号对照、逐壁画题、六家断代，一条一条都在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