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的美国 30 岁以下成年人住在父母家，但真正失去的是「以后会变好」 (2026)

导读

49% 的美国 30 岁以下成年人住在父母家，但杰伊·卡斯皮安·康（Jay Caspian Kang）提醒我们：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年轻人为何还没搬走，而是他们为何已经不再相信「上学、工作、买房」会自然发生。1

全文总结

一个数字，怎样变成「失败离巢」的故事

康从自己的女儿写起：等她大学毕业，拿着一张可能由人工智能导师协助取得的证书，她会找到工作、买房，还是回到从小住到大的卧室里申请远程职位？这个问题把文章从家庭焦虑引向了一个更大的判断：美国人讨论年轻人留在父母家时，讨论的往往不是居住安排本身，而是传统成年道路是否还有效。

近期媒体把这件事讲成了一个小型危机。最常被引用的数字来自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美国中央银行）的《家庭经济与决策调查》（Survey of Household Economics and Decisionmaking，简称 SHED，用来衡量美国家庭经济状况的年度调查）：2025 年，49% 的 30 岁以下成年人和父母同住，比 2022 年高 6 个百分点，比疫情前的 2019 年高 12 个百分点。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负责全国人口与家庭统计的机构）同期还发现，18 至 24 岁人群中有 58% 住在父母家。这样的数字很容易被压缩成一句话：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长大。1

康先拆开了这个结论。人口普查数据在过去 40 年大体一直朝着年轻人更多与父母同住的方向变化，疫情期间只是出现过一次波动；更麻烦的是，住在大学宿舍的学生也被人口普查统计为「住在父母家」。因此，49% 这个数字确实显示 30 岁以下人群的同住比例在疫情后上升，却不能单独证明出现了一场突然的「拒绝离家」危机。1

更贴近成年生活的 25 至 34 岁组，变化反而不支持最激烈的说法。2019 年与父母同住的男性占 20.4%，2025 年是 19.2%；女性则从 13.1% 升至 13.6%。这组数据说明，最常被拿来讲述一代人「永远长不大」的数字，至少不能直接套在已经进入工作年龄的年轻人身上。康的结论很克制：美国年轻人与父母同住的比例确实在过去 25 年稳步上升，但上升幅度没有大到可以用「房租太贵」「大学学位没用」或「人工智能抢走了所有工作」中的任何一个说法解释完。1

房租重要，但不是完整答案

把一切归咎于高房租也不够。洛杉矶、迈阿密等昂贵城市，年轻人与父母同住的比例确实较高；但圣何塞、西雅图、奥斯汀和丹佛并不都符合这个模式。不同研究对房租的作用判断也不一致：有的研究发现租金上涨会让更多年轻人留在父母家，有的研究认为这种影响相对温和，种族、族裔和家庭文化的差异更能解释长期变化。1

文章举了一个很具体的地理分布：年轻人同住比例最高的几个都会区中，有三个在加利福尼亚州，分别是瓦列霍、奥克斯纳德—千橡市—文图拉和埃尔森特罗，第四个是得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哈灵根。这些地方共同的特征不是房价这一项，而是人口高度多元。拉丁裔、亚裔和黑人居民比例较高的地区，代际同住本来就更常见；随着美国人口结构改变，这种家庭安排也会改变全国平均数。也就是说，同住有时是经济压力的结果，有时也是家庭传统和人口结构的延续，不能把它统一翻译成「失败」。1

婚姻变化也在其中。过去，许多年轻人离开父母家，是因为恋爱、结婚并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现在人们更晚结婚，也更晚开始同居，于是留在原来的家庭中就更久。康并不是说经济因素不存在，而是说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无法被一张简单的危机图表替代。

真正断裂的是对上升通道的信念

如果「年轻人住在父母家」不是最准确的问题，那么更好的问题是什么？康把答案放在文化期待和经济现实之间的错位上。

美国中产阶级长期相信一条顺序清晰的道路：接受教育，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组建家庭，最后买下自己的房子。康把自己归入 2008 年那一代：他在二十多岁末失业，领了一年失业救济，也曾搬回父母家，买房更是遥不可及。但即使在大衰退之后，他仍然相信经济迟早会恢复，自己会重新走上与学历相称的人生轨道。

他认为，今天许多年轻大学毕业生的物质处境未必比他当年更糟，有些人的收入甚至不错；他们却不再相信「等运气变好，一切会自动回到正轨」。他们可能做着大学毕业前没有想过的工作，例如咖啡师或 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之一）辅导老师，也可能挣到一份还可以的工资，却买不起房，或者无法把工作变成自己想象中的生活。问题因此不只是钱，而是过去那套承诺已经失去了说服力：学历是否还保证向上流动？工作是否会通向独立？成年是否仍以拥有一套房作为明确终点？1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向下流动的年轻人」会进入政治语言。年轻人说自己挣得不够、付不起房租、买不起房；经济学家和评论者则回答，就业总体仍然强劲，市场上有工作，只是房租和托育成本确实比过去高。双方经常连一组共同认可的数字都没有，更难讨论同一个问题。

康最后把这种争论放回理念，而不是精算表格：如果教育不再令人相信自己能够改善阶层位置，如果工作也不再承诺未来会更好，那么年轻人质疑的就不只是房价，而是资本主义能否提供一条可想象的未来。他没有宣布美国已经发生了反资本主义的大规模起义，只是说，传统道路失去可信度后，政治上必然会出现替代方案。

关键细节

2025 年，49% 的 30 岁以下成年人与父母同住；这个比例比 2022 年高 6 个百分点，比 2019 年高 12 个百分点。1
人口普查局统计显示，2025 年 18 至 24 岁人群中有 58% 与父母同住；但住在大学宿舍的学生也被计入这一类别。1
对 25 至 34 岁人群，男性同住比例从 2019 年的 20.4% 降到 2025 年的 19.2%；女性从 13.1% 升到 13.6%。1
同住比例最高的四个都会区中，三个在加利福尼亚州，另一个在得克萨斯州；它们都具有较高的人口多样性。这个分布提示：家庭文化和人口结构，与房租一样，都是解释变量。1
康把自己的经历与今天的年轻人比较：他在 2008 年后失业并搬回父母家，却仍相信经济会恢复；今天的年轻人也许没有经历同等严重的冲击，却更难相信未来会自动把他们带回传统的「学校—工作—家庭—房产」路径。1

金句

「it’s difficult to come to any strong conclusions from these various reports.」
译注：康先拒绝把一个醒目的数字直接变成一代人的性格判断。统计数据需要放回年龄范围、统计口径和长期趋势里，才能说明问题。1

「This incommensurable divide has far more to do with ideas than margins in an actuarial table.」
译注：年轻人与经济评论者争论的，不只是就业率或房租涨了多少，而是「努力最终会有回报」这套人生解释是否还可信。1

「When there’s no longer a convincing way to explain why things will get better, an alternative must be provided.」
译注：当旧的上升通道无法再解释未来为什么会变好，政治争论就不会停留在家庭是否该继续供养成年子女，而会转向：谁来提供另一种未来。1

References

1The Kids Are Kind of All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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