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为什么会碰到性别比：多出来的男性，为什么不会均匀地变成婚姻难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全国男性 72334 万人，女性 68844 万人，男性比女性多 3490 万，总人口性别比为 105.07。1

这 3490 万分布在所有年龄上。2021 年 5 月 17 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被问到这些人会不会“打光棍”，他给出的分解是：其中 20 岁至 40 岁的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 1752 万人，性别比 108.9。他同时说，婚恋关系的确立受年龄、生活地域、个人品德、教育水平、价值观念、家庭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年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2

1752 万这个数字此后被反复引用，通常直接读成一句话：有 1752 万个人找不到配偶。这句话把两个问题叠在了一起——人口里有多少人，和婚姻市场会把这些人怎样分配。中间隔着年龄差、教育梯度、地域流动和婚配开销由谁承担；每一道都会改变缺口最终落到谁头上。下面这份账，就从缺口有多大开始算起。

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性别选择才会发生：对儿子的持续偏好提供动机，产前性别鉴定与选择性终止妊娠提供手段，生育数量降到低位提供压力——孩子已经很少，家庭仍想同时凑齐理想的数量与性别构成，只能动用技术。3

这组条件在多个国家同时出现过。Chao 等用 1950 至 2017 年、202 个国家的数据做贝叶斯估计，确认 12 个国家存在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强统计证据；1970 至 2017 年，这些国家累计少了 2310 万女婴出生，95% 的不确定区间是 1900 万到 2830 万，其中中国 1190 万（区间 850 万到 1580 万），印度 1060 万。中国出生性别比的中位数峰值估计出现在 2005 年，为 1.179；2017 年为 1.143。3

中国的官方序列给出同一条曲线的后段。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1.3，比 2010 年下降 6.8，4 也就是说 2010 年前后还在 118 附近。此后进入平台期：2025 年为 111.5，比上年下降 0.2。5 联合国常用的常规区间是 103 到 107，中国目前仍在其上方。

韩国有一个走完的过程可以对照。在 Chao 等的估计里，韩国出生性别比 1990 年达到峰值 1.151，2007 年回到自然波动区间。3 出生性别比可以回落，但回落改变的是未来出生的队列——回落到正常水平那一年出生的孩子，要等二十多年才进入婚姻市场。今天 20 至 40 岁的人口出生于 198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代中期，正是出生性别比最高的一段；这一段不会再变。

第一道是人口结构本身。Christophe Guilmoto 用两个口径测算同一个缺口，结果差别很大。横截面口径是成年人口的加权性别比：中国这一指标在 2010 年后急剧上升，2025 年前后达到 122。队列口径把整个婚姻期内预期结婚的单身男女放在一起比较，他把它称为婚姻挤压指标；在出生性别比“快速转型”的情景下，这个指标 2035 年达到 160，意思是每 100 个预期结婚的单身女性对应 160 个预期结婚的单身男性，且到 2060 年前不会明显回落。两个口径的差距来自单身状态的累积：前二十年没能结婚的男性会留在后一期的分母里，缺口因此被放大。6

他有一项容易被忽略的结果：即使出生性别比从头到尾保持正常，仅年龄结构的变化——出生队列规模迅速收缩——就能把 2055 年的婚姻挤压指标推到 130。在同一组情景里，50 岁仍未结婚的男性比例，中国到 2055 年约为 15%，印度到 2065 年约为 10%。6

第二道是匹配结构。Pauline Rossi 与 Yun Xiao 用 Choo 和 Siow 的匹配模型，对 1999 年与 2019 年的中国婚姻市场做了一次分解。他们先量出一个变化：单身者在 2019 年结婚的概率只有 1999 年的一半。接下来是分解：受教育人口供给增加解释其中约一半，这部分里有相当一块来自高学历女性与低学历男性之间的错配；女性对男性比的恶化，也就是婚姻挤压，对男性额外解释 13%；剩余部分来自婚姻剩余下降，即结婚相对单身的价值变低，其中低教育男性与低教育女性这一组合的剩余下降了 56%。两位作者注明，这套方法是描述性的分解，不处理一般均衡。7

第三道是地域。七普公布的 31 个省份中，总人口性别比在 110 以上的有 3 个：广东 113.08、海南 112.86、西藏 110.32；在 100 以下的有 2 个：吉林 99.69、辽宁 99.70。1 省级数字里同时装着出生性别比和劳动力迁移：广东、海南的高值中有大量男性流动人口，吉林、辽宁的低值则与人口外流和老龄化程度有关。要看某个地方的婚姻挤压，还要再往下拆一层。

缺口变大，家庭会做两件事：让儿子在婚姻竞争里占位，或者把女儿留得更久。经济学文献对第一件事给出的估计相当具体。

Shang-Jin Wei 与 Xiaobo Zhang 提出了竞争性储蓄：性别比上升时，有儿子的家庭会竞争性地提高储蓄，以改善儿子在婚姻市场中的相对位置，这种压力还会外溢到其他家庭。他们估计，这一因素可以解释 1990 至 2007 年中国居民储蓄率上升的大约一半。8

同一组作者把机制延伸到住房。Wei、Zhang 与 Liu 发现性别比更失衡的城市房价更高、户型更大；按他们的自述，性别比失衡解释了 2003 至 2009 年 25 个主要城市房价涨幅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而租金与性别比没有这种关系。他们的解释是：房子位置固定、价格容易核实，比车子、手表更适合用来显示一个家庭在婚姻市场上的位置。9

这两项估计把缺口直接翻译成了价格。要检验这个翻译能不能推广，换一个国家就够。

Charles Horioka 与 Akiko Terada-Hagiwara 用 1975 至 2010 年的数据分别检验印度和韩国。两国的婚姻市场都偏向男性，估计结果却符号相反：韩国由男方承担婚礼开销，性别比与住户储蓄率同向变化，方向和中国一致；印度由女方承担嫁妆，两者反向变化。10 同一个缺口，落在两个国家的家庭账本上是两件不同的事，差别出在谁承担婚配开销。

印度这一侧的争论走得更深。Siwan Anderson 用无摩擦的匹配模型论证，婚姻挤压推高嫁妆这个推论站不住：人口冲击若全部由价格吸收，能改变的只有独身率，而印度的婚龄差在缩小、结婚率几乎没变。11 Anja Sautmann 的回应是在匹配模型里加入双向搜索摩擦，再用印度卡纳塔克邦的数据重新估计：控制夫妻双方年龄之后，挤压期的嫁妆更高，平均嫁妆也在上升。12

两篇论文的方法不同，共同点值得记住：缺口制造压力，价格能不能动、往哪个方向动，取决于当地的匹配规则与支付规则。嫁妆在印度覆盖 93% 到 94% 的婚姻，1939 年起就有邦一级的禁令，1961 年又有了全国性的禁止嫁妆法，这些都没有改变它。12

婚姻登记制度刚刚做了一次空间上的松动。2025 年 5 月 10 日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办理结婚登记不再需要户口簿。同年全国结婚登记 676.3 万对，比 2024 年的 610.6 万对增加 65.7 万对。13 增量集中在人口流入地：2025 年上海办理结婚登记 125102 对，比 2024 年增长约 38.7%；广东 61.4 万对，增长 19.92%。14 登记便利确实扩大了婚配的空间半径，对长期在异地工作的人来说，这一点是实在的；它同时说明，把两个人凑到一起的能力，和适婚女性的总量是两回事。

国境线上的通道，法律写得比习惯严格。1994 年 12 月 6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规定：严禁成立涉外婚姻介绍机构，国内婚姻介绍机构和其他任何单位都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业务，任何个人不得采取欺骗手段或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或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活动。这份文件开头陈述的理由是，一些从事涉外婚姻介绍的机构及不法分子串通境外人员，借介绍婚姻之名把妇女骗出境外，酿成不少悲剧。15

公安部在 2019 年 6 月的发布会上重申了这条规则，并给出了区分正常跨国婚姻与拐卖的司法标准。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陈士渠说，以介绍婚姻为名，采取非法扣押身份证件、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或者利用妇女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孤立无援等境况，违背妇女意志将其出卖给他人的，按拐卖妇女罪追究刑事责任；以介绍婚姻为名与被介绍妇女串通骗取钱财、数额较大的，按诈骗罪处理。他同时说明，没有违背当事人意志的跨国婚姻属于正常婚姻，实践中情形复杂，各地公安机关要准确甄别。16

这条边界说明了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跨国婚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合法的中介通道，能走的是两个人之间真实的婚姻，走不了的是以介绍为业的营生。公安部列举的几种情形——扣押证件、限制人身自由、语言不通、人地生疏——正好是缺口转入地下之后，风险落在当事人身上的方式。想把缺口“出口”出去，代价首先由被介绍来的女性承担。

多出来的男性会带来什么，最常被引用的是犯罪研究。Lena Edlund 与李宏彬、易君健、张俊森用 1988 至 2004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16 至 25 岁人口的性别比从 1.02 升到 1.06，同期犯罪率上升 82.4%；他们估计犯罪对 16 至 25 岁性别比的弹性为 3.4，据此判断男性性别比可以解释这段时期犯罪上升的七分之一。17

作者自己给了一条限定，值得一并记住：如果男性的犯罪倾向不变，男性占比上升 1% 至多让犯罪上升 1%；而性别比上升 1%，对应的男性占比上升不到 1%，所以纯粹的“男性更多”至多给出 0.5 的弹性。3.4 远高于这个上限，多出来的部分来自行为——处在婚姻竞争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人数只是其中一层。这项研究用的是省级面板数据，属于关联性证据，它支持的是方向判断。17

政策这边有三条线，切的位置和时间尺度都不同。

第一条切在结果上。2026 年 2 月 3 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文件还提出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新华社的报道说明，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文明乡风问题，多次部署对高额彩礼的破题之策。18 这一条见效快：省际联动治理一次，相邻地区的彩礼行情当年就会变。

第二条切在来源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已从 2010 年前后的 118 降到 2020 年的 111.3、2025 年的 111.5。45 这条线最慢：它改变的队列要等二十年以上才进入婚姻市场，而今天 30 岁上下的男性，缺口在他们出生那一刻就已经定下了。

第三条切在通道上。1994 年的涉外婚介禁令与公安部的定性，管的是缺口外流的合法性边界。这条线不影响缺口的规模，只决定外流时风险由谁承担。1516

三条线并排看，能看出为什么这个议题总是吵不出结果：有人盯的是当年的彩礼行情，有人盯的是出生性别比，两者之间隔着整整一个队列的婚龄。把数字摊开，1752 万这样的总量会落成三个可以查证的问题——说这话的是哪一个队列，缺口要经过哪些过滤，婚配开销由谁承担。第一个问题决定缺口有多大，第二个决定它落在谁身上，第三个决定它被换成了什么。这三问都有了答案，某个具体地方的婚姻难会显出它自己的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