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为什么会碰到外交：和亲、王朝联姻如何替国家结盟

1659 年，法国与西班牙在比利牛斯山签订和约，结束了两国从 1635 年打起的战争。这份条约为两个国家同时安排了两件事：西班牙把阿图瓦与鲁西永割给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莎嫁给法王路易十四。婚礼在 1660 年 6 月举行。1

凡尔赛宫保存的史料在讲这桩婚事时，记下了它附带的东西：条约签订时，她父亲唯一的继承人是一个襁褓中的儿子，而这位新娘随身带着一份巨大继承的前景。1 1665 年腓力四世去世，继位的是他第二次婚姻所生、年仅四岁的卡洛斯二世。1667 年，路易十四以王后的名义对西班牙属尼德兰提出领土主张，打了一场后来被称为「遗产战争」，也叫「王后权利之战」的仗。1

一份写在和约里的婚姻，就这样变成了一条可以据以出兵的条款。

中文里这类婚姻叫和亲，欧洲史里叫王室联姻（royal intermarriage），指统治家族的成员与另一个统治家族通婚。2 中文互联网上常见的一句话是「婚姻本来就是政治工具」。这句话能不能拿来理解婚姻，取决于它能不能回答三个问题：这段婚姻在替谁结算，这份义务写在什么凭证上，这项职能今天由谁承担。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解释婚姻这个制度时写明，婚姻在历史上主要作为一种经济与政治单位起作用，用来建立亲属联系、控制继承、分享资源与劳动；把婚姻理解为建立在个人选择与浪漫爱情之上，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3

外交意义上的婚姻，把这个「政治单位」的功能推到了极端。烟台大学崔明德教授在《世界民族》上比较过中国、亚洲与欧洲的和亲，他归纳的共同点有两条：以亲情换安宁，以及结成政治同盟与军事同盟。文章举的欧洲例子包括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他把女儿、妹妹和侄女分别嫁给西哥特、勃艮第、汪达尔与图林根国王，自己娶了法兰克国王的妹妹；同一篇文章还提到，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把结交同盟放在联姻的首位。4

判断一段婚姻在替谁结算，看两件事就够了：当事人是谁，义务由谁承担。王室婚姻把两个家族放在当事人的位置上，结算的内容是和平、领土与继承顺位。普通人登记结婚，当事人是两个人，结算的是共同生活、财产、照护与亲职。

汉朝第一次用婚姻处理边境问题，是在白登之围之后。公元前 200 年，汉高祖在平城被匈奴围困后撤回，谋臣娄敬提出与匈奴和亲。他的盘算写在《史记》里：以汉家嫡长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再厚送财物，单于「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由此达到「兵可无战以渐臣也」。5

吕后不肯送亲女，汉朝「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汉书·匈奴传》记下了这次交换的全部内容：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5

历史学者晋文梳理这两百年和亲时给出了两个判断。第一个关于成本：汉朝每年付出的财物合「岁以千金」，再加上附加赠送；与战争相比，和亲的经济代价远远低于战争。5 第二个关于效果：匈奴在拿到财物的同时继续侵扰边境，汉武帝后期，匈奴仍提出「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的条件。和亲因此在汉初几十年里反复破裂、反复重订。5

国力反转之后，同一种形式换了方向。汉武帝与乌孙和亲，张骞的设计是「断匈奴右臂」，和亲由此变成以汉朝为盟主的政治与军事联姻。5 到汉强匈奴弱的局面成形，通婚的规格也跟着降下来。竟宁元年（公元前 33 年），呼韩邪单于自请做汉家女婿，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晋文指出，这类通婚到此时只剩下形式与象征意义。5

东汉把婚姻从和亲里撤走了。晋文的梳理是：东汉的和亲「已完全没有公主（翁主）通婚的约定」，内容收缩为结束战争状态、恢复互市与交往，也就是「和平亲善」，另外加上匈奴遣子入侍的条件。5 和亲这个词留了下来，婚姻这一条从里面消失了。

清朝把婚姻用成了另一个形态的高峰。南开大学杜家骥教授依据清宫《玉牒》等皇族档案统计，满蒙联姻长达 300 年，涉及近 600 人次，「远远超过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和亲』人数的总和」，特点是制度性、指婚制、主动派嫁、互相嫁娶。6 出嫁蒙古的皇家女里，皇帝亲生女儿只占很小一部分：432 人次中公主有 27 人次，6%。6

这套制度内部也在往后退。杜家骥的统计显示，嘉庆至宣统朝满蒙联姻共 172 人次，其中皇帝指婚 16 次，其余 156 次由满蒙王公自行结亲，占 91%。7

和亲究竟有多少次，各家统计差别很大。有一种整理把两汉与匈奴、乌孙的和亲记为 13 次（6 次出嫁公主、7 次出嫁宫女），魏晋时期 30 次，隋朝 6 次，唐朝 27 次，主要对象是突厥、回鹘、吐蕃与吐谷浑；同一口径下，把满蒙联姻计入和亲时只数出清朝 22 次。8 22 次与近 600 人次之间的落差，来自「什么样的婚姻算和亲」这个判定本身。

1495 年到 1918 年之间，欧洲王室彼此通婚，把各王朝连成了一张网。经济学家 Seth Benzell 与 Kevin Cooke 把这张网、各国君主和战争记录并成一个数据库，检验亲属关系对冲突的影响。9 他们要先解决一个难题：婚姻是君主自己选的，一个国王更愿意与可能开战、或者想要结盟的国家联姻，婚姻与和平之间就有了相互纠缠的因果方向。作者的解法来自 16 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一句观察——婚约能带来和平，却无法让和平永久，因为当事人之一去世，纽带就断了。10 于是他们换了一个观察对象：统治者共同亲属的「非政治性死亡」。

结论有了量级。一对统治者如果在子女通婚之后完全失去连接，两国在给定年份开战的概率上升 9.5 个百分点；1495 至 1918 年间，有亲缘关系的欧洲君主比例增长了三倍；1800 年以后欧洲战争频率下降约一半，其中近一半可以由亲缘网络的扩大解释。10 作者同时提醒，亲缘关系起作用的通道有好几条：它也是外交、社会与经济的沟通网络，嫁到外国宫廷的公主可能充当人质、代表或间谍。10

联姻压低战争的能力有量级，联姻造成的麻烦也有量级。西班牙哈布斯堡（1516—1700）是一个把联姻用到极致的王朝：国王的 11 桩婚姻中，9 桩是三代以内近亲，其中两桩是叔侄婚。遗传学者 Gonzalo Alvarez、Francisco Ceballos 与 Celsa Quinteiro 用一份向上追溯 16 代、包含 3000 多人的谱系，算出了这个家族的近亲系数：从开国君主腓力一世的 0.025，升到末代君主卡洛斯二世的 0.254。11

他们接着算代价。一代表亲水平的近亲系数（F=0.0625）对应存活到 10 岁的不利影响为 17.8%±12.3；1527 至 1661 年间，西班牙王室家庭的 34 名子女中有 10 名（29.4%）未满一岁死亡，17 名（50.0%）未满十岁，而当时西班牙村庄的婴儿死亡率约为 20%。11 三位作者在文中说明，这些证据是间接的，卡洛斯二世的病痛与王朝的绝嗣也可能有遗传之外的原因。11 1700 年卡洛斯二世去世，他两段婚姻都没有留下子女，西班牙哈布斯堡这一支随之断绝，波旁家族入主西班牙。1

联姻降低战争与联姻带来绝嗣，这两组结果指向同一样东西：婚姻把「谁有权继承」写成了几份可以同时主张的权利。当一份记录上只有一个主张者，联姻让开战变得麻烦；当同一份记录上有几个主张者，继承本身就给了开战的理由。1667 年的遗产战争属于后一种，路易十四拿出来主张尼德兰的凭证，正是 1660 年那桩婚姻。1

这两组结果来自两套不同的方法：一个是经济学对历史数据的识别设计，一个是遗传学对谱系的计算。把它们直接相加去推因果，会超出这些证据能支持的范围。它们共同支持的是一条更窄的判断：在王朝时代的婚姻里，结盟与继承是同一条凭证上的两个用途。

1914 年，欧洲三个主要参战国的君主或元首是彼此的一代表亲：德皇威廉二世与英王乔治五世是一代表亲，乔治五世与俄皇尼古拉二世也是一代表亲，威廉二世与尼古拉二世是三代亲；三人又同为英王乔治二世的后代。12 亲缘网络那时已经织到最密，1914 年的战争照样爆发。Benzell 与 Cooke 的数据窗口在 1918 年结束；在 AEA 的访谈里，Benzell 说首脑之间的个人关系至今仍然重要，国际关系里除了风险与收益，还有人的关系。10

中国一侧的同一件事发生得更早。东汉以后，和亲的内容收缩为停战、互市与遣子入侍，通婚的约定从其中消失。5 清朝嘉庆以后，91% 的满蒙联姻由王公自行结亲，皇帝指婚只剩 16 次。7

两边的变化指向同一个位置：承担义务的主体换了。王朝时代的承诺由家族承担，把义务登记在家族名下——婚姻、继承顺位、亲属关系——是最省事也最容易执行的做法。当国家成为承诺的承担者，义务改由条约、常设使节和后来的国际组织记录，婚姻退回到两个成年人的范围。

回到 1659 年那份和约。一段婚姻在制度里能承担什么，可以逐项核对。

这段婚姻在替谁结算。 看当事人是谁、义务落在谁身上。王室婚姻的当事人是两个家族，结算的是和平、领土与继承顺位；今天两个人在婚姻登记机关签下的一套义务，结算的是共同生活、财产、照护与亲职。

这份义务写在什么凭证上。 看它有没有写进婚约、和约、嫁妆和继承条款。能被第三方核对的那部分才是真正生效的部分：汉匈和亲里的岁奉与「约为昆弟」、比利牛斯条约里的割地与婚姻，都属于这一类。

这项职能今天由谁承担。 看同样的义务挂在哪种文件上。国家之间的结盟已经改由条约与外交体系记录；婚姻留在手边的是共同生活、财产共有、照护与亲职这几件事。

把「婚姻是政治工具」放回它自己的时间里，它描述的是王朝之间的婚姻。前面几期里，同一份义务在土地承包中是一份成员名册，在器官移植里是一纸结婚证，在宗教法庭手里是一本登记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