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为什么会碰到器官捐献：一纸结婚证如何进入器官移植的伦理审查 (2026)

活体器官移植送到伦理委员会审查的材料里，有一条只和婚姻有关：捐献人与接受人属于配偶关系的，应当提交结婚证原件。1 这份规定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印发，与 202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同日生效；医疗机构还要配备身份证鉴别仪器，把材料原件和相关证件复印件留存备查。1

一份结婚证被收进移植档案，说明婚姻在这种场合里是一份可以核验的凭证。配偶在器官捐献的制度中出现在三个位置：活体捐献的资格、身后捐献的共同决定、分配环节的优先排序。三处由不同条文规定、不同机构执行，当事人要准备的材料也不一样。分开看这三处，读者手里那三个具体问题——登记了以后会怎样、配偶能不能替我决定、夫妻之间到底能不能捐——各自会有可查证的答案。

器官不能被买卖，活体捐献只能用关系划定范围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违反规定的买卖行为无效。2《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第六条重申了这条界限，同一条例第八条把自愿、无偿列为捐献的基本原则。3 世界卫生大会 2010 年通过的第 63.22 号决议所附《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同样把知情同意与禁止商业交易放在整套规则的起点。4

交易被排除之后，活体捐献需要另一条界线来决定谁能把器官交给谁。《条例》第十一条给出的是：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获取未满 18 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3

司法部官网刊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鸿解读把理由说得直接：把活体器官捐献的接受人范围严格限定在捐献人的亲属，有利于防止出现买卖或者变相买卖器官的情况。他同时说明，活体器官移植是遗体器官捐献无法满足临床需要时采取的补充措施，主要是肝脏和肾脏移植。5

婚姻在这里的第一重身份是资格。这份材料的用途，是让一个第三方核对“两个人是配偶”这一事实，以及这段关系背后有没有对价。核实过程写在 2024 年配套出台的两份文件里：

申请活体器官伦理审查时，要提交捐献人与接受人双方的合法身份证明文件，以及反映其亲属关系的户籍证明或司法部门认可的亲属关系证明。1
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由医学、法学、伦理学等方面专家和非本机构的社会人士组成，人数不少于 9 人且为奇数，其中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不超过委员人数的四分之一。1
委员会要审查捐献意愿是否真实、有无买卖或者变相买卖的情形，以及接受人是否为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并查验上述证明材料的真实性；经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同意，才能出具同意获取的书面意见。1
医疗机构获取活体器官前，要向捐献人说明手术风险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查验书面捐献意愿与关系证明材料，确认获取器官产生的直接后果之外不会损害捐献人其他正常生理功能。3

身后捐献：本人意愿是起点，家庭的共同决定是通道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条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同意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订立遗嘱；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2《条例》第九条把程序往前推了一步：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遗体器官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捐献、获取；公民对已经表示的捐献意愿，有权予以撤销。3

表达意愿有一条方便的通道。《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公民可以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建立的登记服务系统表示捐献其遗体器官的意愿。3 到 2026 年 3 月底，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超过 733 万，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6.5 万余例，捐献器官 20 万余个，捐献角膜 12 万余片，捐献遗体 6.9 万余例，挽救了 20 万余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6

登记与捐献之间隔着一道由家庭把守的门。《条例》第三十六条把四类情形列为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其中一类就是：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捐献其遗体器官，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意愿获取其遗体器官。3 这条规定的含义是：三方的意愿在法律上都被保护，任何一方的反对都会让程序停下。

英国的官方数据能说明这道门有多重。NHS 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局给临床人员的指南写明，民调显示约九成公众支持捐献，家属的同意或授权比例长期在 65% 左右徘徊；家属拒绝是英国已识别的最大单一障碍，并称同意率若提高到 85%，每年可多出近 500 名捐献者。7 英格兰在 2020 年 5 月引入默认同意制度（威尔士 2015 年、苏格兰 2021 年已先行）。7 制度改了，家属表态这一步并没有消失：2026 年 1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全英家属同意率降到 59%，疫情前是 68%，移植等待名单则处于历史最高位，超过 8000 人等待，过去十年有近 5000 人在等待中去世。8

家属为什么会让结果偏离逝者本人的意愿，一项在新加坡做的调查给了一个具体数字。973 名符合捐献条件的成年人中，愿意捐献自己器官的比例是 68.1%，愿意替亲属决定捐献的比例是 51.8%；78% 的人从未与亲属谈过器官捐献，其中大多数人仍表示自己会尊重亲属的意愿；重症监护病房的审计里，约五分之二的家庭拒绝捐献，估计约一半家庭并不清楚逝者的想法。9

配偶在这道门里的位置是三方之一。器官最终能不能取，取决于这三方是否都在那份书面决定上签字。

分配环节：亲属的捐献记录会进入排队规则

《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患者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其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曾经捐献遗体器官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排序。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4 个部门 2024 年印发的《关于促进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健康发展的意见》重申了这条激励政策，同时提出力争 5 年内全国每百万人口捐献率达到 8，并要求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协助做好出具人体器官捐献亲属证明等相关材料。1

需要留意“同等条件”这四个字：这一条改变的是医学条件相同时的先后顺序，血型、病情紧急程度等医学标准本身没有被改写。婚姻在这条规则里的第三重身份是优先权，而它兑现的方式，是一段已经完成的捐献。

最后被推上前面的，是谁的身体

2024 年，中国完成人体器官捐献 11249 例，其中遗体器官捐献 6744 例、亲属间活体捐献 4505 例，同年实施器官移植手术 24684 例；同期等待器官移植的有 18.13 万人。10 按这组数字计算，亲属间活体捐献约占当年捐献总量的四成。

活体捐献被限定在亲属范围之内，实际供出身体的是谁，学术界已经积累了相当一致的记录。Vilayur 等 2023 年在《Transplantation Direct》发表的综述筛选了 1123 篇文献、纳入 45 项研究，其中 18 项报告了捐献率，15 项显示捐献者以女性为主，女性占活体肾捐献者的 55%–65%；一项覆盖美国 2005 至 2015 年 52690 名活体肾捐献者的研究显示，女性捐给男性的可能性约为男性捐给女性的两倍；在印度和孟加拉国，活体捐献者中女性超过 70%；在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男性获得肾移植的概率至少是女性的 10 倍。该综述把男性不愿捐献的主要障碍归因于担心失去收入，这与家庭中男性多为主要收入者直接相关，而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活体捐献者中女性比例的上升，主要由配偶之间的捐献推动。11

当法律把活体供给的范围收进亲属关系，家庭内部的角色分工就参与决定了谁的身体先被算进来。配偶是这条范围里最容易被证明、也最常被期待的一种关系。

供给还取决于制度把家属那道门守得如何。西班牙多年来保持全球最高的逝世后捐献率，一项发表在《Transplant International》的综述把原因归到三级治理结构、专职移植协调员队伍、覆盖全流程的培训与报销制度；文章指出西班牙的家属拒绝率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并把这一结果与协调员和家属沟通的培训联系在一起。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