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率差了一倍，为什么她的顾虑没少一点？

这期节目讨论一项 2026 年 9 月发布的 NBER 工作论文。论文在印度德里和班加罗尔访问了四千多名女性，问她们过去一年在公共空间里遇到过什么。德里有 64.5% 的女性报告遇到过，班加罗尔是 29%；但被问到"怕这件事会不会影响你要不要工作"，两座城市大约七成的回答是一样的。1

论文作者是 Lori Beaman、Seema Jayachandran 和 Anisha Sharma。为了绕开"你会不会不好意思说"这道坎，问卷不问有没有被"性骚扰"，而是一件一件问具体行为：被长时间盯着看、被吹口哨、被做下流手势、被当街暴露身体、被摸、被跟踪、被性侵。你说的是事，不必自己给这件事贴标签。2

取样也不是挨家挨户敲门，而是在随机抽出的公交站、地铁站和菜市场找受访者：德里 2,048 人（2024 年 11—12 月），班加罗尔 2,089 人（2025 年 3—4 月），年龄 19 到 40 岁，问卷在平板上完成，愿意的话可以自己填。这样量的是"已经在公共空间里走动的女性"遇到了什么，而不是全体居民的平均值——不出门的女性本来就把一部分风险躲掉了，所以这个设计量的是出门会面对的风险。2

过去一年遇到过性别骚扰的女性，德里是 64.5%，班加罗尔是 29%（人生中遇到过的比例分别是 72.4% 和 34.9%）。更严重的一类——被摸、被跟踪、被性侵——德里是 40.7%，班加罗尔是 14.5%。被盯着看是两座城市里最常见的一种。1

地点和时间也不像印象里的样子。76% 到 80% 的遭遇发生在早上 5 点到晚上 8 点之间；在班加罗尔，问到的最近一次遭遇里，90% 到 98% 的场合旁边有其他人在。发生最多的地方是走在路上或站着的时候，其次是等车、坐车。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报告的比例最高，德里的大学生是 84%。2

焦虑大致跟着发生率走：想到可能被性侵就"极度焦虑"的，德里是 46%，班加罗尔是 25%。有意思的是，当街暴露身体在法律上算较轻的一类，引起的极度焦虑却和性侵差不多：德里 52%，班加罗尔 25%。研究报告引用的解释是，女性怕的不只是眼前这件事，而是它可能接着升级成什么。2

有些决定却完全不跟着发生率走。非学生、非在校的女性里，说"怕不怕这件事"对要不要工作很重要（非常重要或有些重要）的，德里是 71%，班加罗尔是 68%。已经工作或工作过的人里，说它影响"去哪里工作"的，德里 87%，班加罗尔 84%。两座城市的发生率差了一倍多，这两组比例却几乎一样。2

反过来，问"怕会不会限制你出门社交"，德里 71%、班加罗尔 21%；问"会不会限制你办自己的事、照顾自己"，德里 54%、班加罗尔 17%——这两项跟着发生率走了。作者猜，差别在谁拿主意：社交和私人事务由女性自己决定，感觉更贴近身边真实的遭遇频率；要不要工作、去哪里工作，家里人的意见分量更重——选工作地点时说"主要是家里人的担心"的，德里 56%、班加罗尔 49%。作者也说明，这只是猜测，这次的数据答不了这个问题。2

研究还把 10% 的受访者随机分到另一套问卷：先问"你有没有经历过非身体形式的性骚扰"，回答"有"才继续问具体行为。同一座城市、同一套取样方式，报出来的发生率就低了——主问卷是简版问卷的 1.26 倍（德里）和 2.02 倍（班加罗尔）。2

作者的解释是回忆：先用一个大词去问，人更容易漏掉"没那么严重"的经历，而这种漏报在发生率低的地方更明显——那里的人经历得少、也隔得更久，更不容易想起来。也就是说，发生率越低的地方，调查数字被问卷设计左右的幅度越大。2

作者在结论里写得更直接：发生率量的是已经发生的遭遇，它不包含那些没走的路、没申请的工作、没工作的小时数。骚扰的代价有相当一部分就落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

读这类数字时可以顺手问一句"它是怎么问出来的"：换一种问法，同一个城市的数字能差一倍。看到偏低的比例，先别把它当成事情少的证据。

边界也要说清楚：这是女性的自我报告，不是随机实验里量出来的行为，不能据此说恐惧导致了哪些具体的就业结果；样本是"那段时间出现在公共空间里的女性"，比城市女性整体更年轻、就业比例更高，不能用它推算全体居民的比例；焦虑的问题是随机发给部分受访者的，样本更小；"要不要工作"这一问只问了非学生。研究覆盖的是印度两座城市，结论不能直接搬到别的地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