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生态关系，正是靠我们不喜欢的东西维持。
20 世纪初，美国联邦政策曾把消灭捕食者当作治理荒野的一部分。年轻的阿尔多·利奥波德参与猎狼，直到他看见母狼眼中「凶猛的绿火」逐渐熄灭，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像一座山那样思考」。这段经历后来进入《沙乡年鉴》。1
文章用「恐惧景观」解释这件事：捕食风险会改变动物移动的时间与路线，连锁影响植被、水系和生物多样性。捕食者消失，鹿群可能更放松地取食，山地却可能因此失去调节能力。1
这不等于要把所有野生动物都留在危险里。利奥波德提出「土地伦理」，把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也纳入道德共同体；但这套原则并没有给出一张可以机械套用的权利清单，文章也提到，未经限定的土地伦理可能产生危险的推论。1
恐惧不是目的。它提醒我们，荒野不是一座把风险清零后只供人使用的公园，而是一套彼此牵制、彼此限制的关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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