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为什么也是婚姻的一部分：退出权如何改变承诺

把离婚看成婚姻的反面，很符合直觉：结婚是开始，离婚是结束；结婚是承诺，离婚是承诺失败。这个直觉只说对了一半。

从制度角度看，离婚不是婚姻外面的东西。它是婚姻制度的一部分。只要社会允许人进入一个长期、排他、带财产和亲职后果的关系，就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当这段关系无法继续时，谁有权退出，如何退出，退出以后责任怎么分。

Cornell LII/Wex 对 divorce 的定义很干净：离婚正式解除一段法律婚姻；在美国，法院处理离婚时还要解决财产分割、子女监护、赡养费和子女抚养费等问题。1 也就是说，离婚不是把两个人从制度里「拿掉」那么简单。它是在关系断裂后，继续把财产、照护和亲职责任翻译成可执行规则。

本期要讲的，不是「离婚好不好」。更值得问的是：为什么现代婚姻必须承认退出权？退出权又怎样改变了我们理解承诺的方式？

如果婚姻只能进不能出，承诺就会变成一种单向约束。它看起来稳定，代价是把不平等、暴力、遗弃、贫困和情感死亡都压在同一个壳里。

英格兰普通法传统提供了一个典型反面教材。ANU Press 的《Looking for Love in the Legal Discourse of Marriage》回到 Blackstone 的时代，说明普通法把夫妻视为一人，而婚后妻子的法律存在通常被并入丈夫之下；妻子不能像独立主体那样签约、起诉或处分财产。2 在这种结构里，婚姻不是两个平等主体的长期承诺，而更像一套带有支配关系的身份安排。

同一章还提到，在英格兰传统离婚制度下，18、19 世纪离婚极难取得；1670 至 1857 年间，只有 325 人通过私人法案取得离婚，其中女性申请成功的总数只有 4 起。2 这个数字不只是法律史细节。它说明，当退出门槛高到普通人几乎无法触及时，婚姻里的「终身」并不总是道德承诺，也可能是阶级、性别和费用共同制造的困境。

1857 年英国《Matrimonial Causes Act》建立民事离婚法院，开始把离婚从教会和议会私人法案中拉出来；但当时的离婚理由仍有明显性别双重标准，丈夫证明妻子通奸即可，妻子则需要证明丈夫通奸并附加其他严重情形。2 退出权的历史并不是一条简单的自由化曲线。它先要回答谁能退出，谁能负担退出，谁的痛苦会被法律承认为理由。

传统 fault divorce 的逻辑，是婚姻只有在一方有过错时才可以被解除。Cornell 的 no-fault divorce 条目把差异说得很清楚：过错离婚要求申请人证明配偶有违背婚姻契约的行为，例如虐待、通奸或遗弃；无过错离婚不要求证明对方有不当行为，只需主张双方无法相处、婚姻事实上已经破裂。3

这不是一个小技术修补。它改变了婚姻的退出叙事。过去要离开一段婚姻，常常必须把私人生活翻译成「谁犯错」；现代无过错离婚承认另一种事实：一段关系可能没有单一坏人，却已经无法继续。

JSTOR Daily 对美国无过错离婚改革的回顾提到，20 世纪上半叶的过错离婚制度逼出了一些荒唐策略：夫妻可能合谋制造过错，或去离婚更宽松的司法辖区完成所谓 migratory divorce。4 当法律只承认「过错」而不承认「关系破裂」，诚实反而会变得很难。

美国无过错离婚改革也不是突然从国家手里掉下来的。JSTOR Daily 文章梳理了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men Lawyers 的早期工作：该组织 1947 年起草第一份无过错离婚示范法案，试图让离婚不再必须以「被伤害的一方」为前提；后来加州在 1969 年率先采纳无过错离婚，纽约州到 2010 年才成为最后一个采纳的州。4 这段历史说明，退出权不是对承诺的轻视，而是对人的处境更细的承认：有些关系的失败，不该靠羞辱、侦查和公开审判才能被看见。

退出权改变婚姻的第一层含义，是把婚姻从身份改成持续选择。

如果一个人结婚后几乎不能离开，那么「我愿意」只在入口处发生一次。退出权存在以后，承诺变成一种需要持续维护的关系。它不再只靠法律身份维持，而要靠共同生活本身获得理由。

这也是现代婚姻让人不安的地方。它比传统婚姻更自由，也更不保险。Hull、Meier 和 Ortyl 在《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Love and Marriage》中概括 Giddens 的观点：现代亲密关系更像为了关系本身而进入的「pure relationship」，只要双方仍能从中获得足够满足就维持；这种关系更强调自主，但分手的可能性始终存在。5

Cherlin 的「去制度化」说法也指向类似变化：规范配偶行为的社会规则变弱，人们在何时结婚、如何结婚、是否结婚上有更多自由，也更能结束不幸福的婚姻；与此同时，婚姻仍然保留强烈的象征意义。5 现代婚姻因此同时包含两种相反力量：更高的个人自主，更高的关系不确定性。

这并不等于现代人更轻浮。恰恰相反，当婚姻不再被亲属、宗教和经济必要性牢牢扣住，留下来的承诺必须承受更直接的检验：我们还愿不愿意共同承担生活？我们对彼此的照护、忠诚和协商是否仍然成立？

承认离婚权，不等于把离婚浪漫化。关系可以退出，后果不会自动消失。

Our World in Data 汇总的长期数据说明，全球和区域层面自 1970 年代以来离婚率总体上升，但不同国家差异很大；英国、挪威和韩国的粗离婚率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明显上升，之后各国走势分化。6 同一页面还指出，英格兰和威尔士 1963 年结婚的夫妻中，婚后 5 年内离婚的比例为 1.5%，10 年内为 7.8%，20 年内为 19%；到 1990 年代中期，这些比例分别升至约 11%、24% 和 38%，之后早期离婚比例又有所下降。6

这些数据不能简单读成「现代婚姻崩坏」。它们更像一面镜子：一旦退出可行，原本被压在婚姻内部的冲突会显露出来；等到晚婚、同居筛选、避孕、女性教育和劳动参与改变以后，离婚模式又会继续变化。

离婚真正难处理的，是退出后的责任。Cornell 的 divorce 条目提醒，现代法院在财产分割时通常区分 marital property 和 separate property，并追求 equitable division；公平分割并不一定等于平均分割，而是结合婚姻长度、收入能力、健康、育儿安排、家务和父母贡献等因素。1 这说明现代离婚制度不是只给一张「散伙证明」。它要处理关系解体后仍然存在的经济依赖和照护痕迹。

孩子尤其让退出权变复杂。Cornell 还指出，离婚过程中家庭法院经常处理子女监护，通常父母对子女拥有共同监护权；法院也可能要求一方支付 child support，且子女抚养费不同于配偶赡养费，前者是为了孩子的利益。1 这就是为什么离婚不是婚姻的彻底清零。配偶关系可以结束，亲职责任不能被同一个动作取消。

很多人担心：如果离婚太容易，结婚承诺就会变轻。这种担心有现实基础，但它忽略了另一面：不能退出的承诺，也可能根本不是承诺。

承诺的道德重量，来自一个人本可以不做、却仍然选择去做。如果没有退出权，继续婚姻可能只是被迫停留；有了退出权，继续婚姻才更接近一种持续选择。现代婚姻的承诺不是「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许离开」，而是「在可以离开的情况下，我仍愿意和你共同承担」。

这也解释了无过错离婚为什么会引发争议。Cornell 条目提到，无过错离婚一方面更保护隐私，因为夫妻无需在法庭公开婚姻中的亲密细节；另一方面，纯无过错制度也被批评者指责为削弱相互依赖、推高离婚率或破坏婚姻观念。3 争议的核心不是一条程序规则，而是我们到底把婚姻理解成什么：不可撤销的身份，还是高度严肃但可退出的承诺。

我更倾向后者。现代婚姻的严肃性不应来自出口被堵死，而应来自退出时仍要承担责任。你可以离开配偶，但不能把共同财产、共同债务、孩子、照护和曾经形成的依赖关系一并抹掉。好的离婚制度不是鼓励随便分开，而是承认关系会失败，同时不允许失败者把后果全部丢给更弱的一方。

前几期我们一直把婚姻看成一套把亲密、亲职、财产、照护和国家承认打包的制度。离婚把这套制度的边界暴露得最清楚：婚姻不只要规定如何进入，还要规定如何退出。

未来婚姻大概率不会回到「离了就是道德破产」的时代，也不会变成完全无后果的私人分手。更可能出现的是两条线同时加强：进入婚姻更自愿、更晚、更慎重；退出婚姻更可行，但财产、亲职和照护责任更精细地被计算。

所以，离婚不是婚姻的反面。它是现代婚姻承认个人自由以后必须补上的另一半。没有退出权，婚姻容易变成身份锁定；没有责任清算，退出权又会变成强者的逃生通道。现代婚姻的难处，正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