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工人社区与 AI 之后的尊严：工作消失后，人会把身份交给谁？

Clara Collier 于 2026 年 9 月 1 日在 Asterisk Magazine 发表 《After Work, We’ll Have Each Other》。文章从一个条件问题出发：如果 AI 超过人类在经济上有必要完成的劳动，人们怎样获得身份、尊严和归属？作者沿着历史案例追问，人与人的关系会不会接管工作曾经承担的社会功能。1

作者借用“关系部门”（relational sector）这个说法，指向一种未来：人们仍然需要人类提供照料、信任和陪伴，关系本身成为稀缺资源。Collier 的判断是，关系可以提供温暖，却也可能把身份、资源和尊重重新交给家族、阶层与熟人圈。这个未来需要借助过去的社会形态来理解。

Collier 先看 18 世纪欧洲贵族。凡尔赛宫廷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圣彼得堡都拥有充足的物质资源，贵族也很少靠工资生活。贵族获得土地、职位和接近权力的机会，主要依靠家族出身、政治关系与派系位置。1

圣西蒙关于路易十四宫廷的回忆尤其能说明这一点。戏剧、歌剧、宴会和舞会构成宫廷生活的表面，真正持续组织日常的活动却是观察谁和谁交谈、谁穿了什么、某件衣服能否被理解为派系表态，以及谁更接近国王。俄国宫廷的私人回忆也反复出现相同结构：宗教立场、婚外关系、冒犯与讨好，都被用来判断一个人距权力中心有多远。

作者从宫廷案例得到的机制很具体：当一个人缺少凭技能和成果获得尊重的渠道，关系位置就会承担更多身份功能。贵族的尊严来自荣誉、家族和等级差异，因此他们必须不断维护这些差异。物质富足没有让这套生活更自由，反而让更多时间可以投入地位竞争。

第二个案例来自 Susan Ostrander 对 1984 年美国中西部上层女性的民族志。受访者大多没有在家庭外工作的预期，成年后也不必靠工资维持生活。她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由“合意的人”组成的社会网络，安排社交、支持丈夫，并为子女寻找合适的婚姻对象。1

她们还在歌剧院、交响乐团、医院和地方慈善机构的董事会任职。董事会工作大多围绕募款展开，因为她们认识其他有钱人，也熟悉向这些人开口要钱的礼仪。她们把志愿工作理解为对社会地位的回报，但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并不喜欢这项工作，只是认为它在社会上有必要。有人甚至承认，自己获得的是“有用的幻觉”，实际成果很难说清。

这个案例把关系社会从宫廷中的赤裸权力竞争，推进到一种更温和的形态。成员可以享受友谊、艺术和公益活动，生活也相当舒适；圈层仍然决定谁能够进入网络、谁能够影响机构。关系提供了责任感和归属，也把生活压缩在少数熟人之间。

第三个案例来自 Herbert J. Gans 对 1950 年代波士顿西区意大利裔工人社区的研究。西区居民当然要工作，但工作只是维持生活的手段，生活中心是由亲属、姻亲和童年朋友组成的同龄圈。下班之后，成员在彼此家中长时间相处，聊天和闲谈比职业成就更能决定一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1

西区居民拥有紧密的社会联系，却缺少把联系转化为正式组织的制度。他们不信任试图成为领袖的人，也很难接受抽象规则优先于亲属利益。社区因此难以建立工会、协会或有效的政治行动。一个人如果表现出性别越界、性行为越界、阶层上升或学业成功，也可能遭到嘲笑和排斥。

Gans 对这个社区的解释也限制了作者的推论。西区居民依赖家庭和熟人，可能是因为他们面对贫困、腐败政治和敌对机构时，只有熟人关系值得信任。关系网络是现实条件下的合理选择，同时带来排斥陌生人和无法开展大规模合作的代价。

Collier 并没有把工作描述成天然有意义的事业。她区分了“工作是使命”和“工作提供社会功能”：一个人不需要理想职业才能活得有意义，但需要一个可以凭技能、成果和公共贡献获得尊重的社会框架。

Pew Research Center 在 2023 年对 5,188 名非自雇劳动者的调查显示，51% 的受访者对整体工作非常满意或极其满意；67% 对同事关系达到同样程度，62% 对主管关系达到同样程度，65% 表示自己在工作中至少有一位亲密朋友。2 这些数字呈现的不是“所有人都热爱工作”，而是工作场所同时提供同伴、反馈、被尊重和被看见的机会。

作者还引用了美国联邦作家项目留下的人生叙事。David Lagakos、Stelios Michalopoulos 和 Hans-Joachim Voth 对 1,400 多份 1930 年代美国老年人的生命叙事进行分析，发现工作和社区贡献与家庭、亲密关系一样，都是人生意义的来源；受访者重视把工作做好、掌握技能，以及得到主管和同事认可。3 这项研究支持工作具有社会功能，不能直接预测 AI 之后的社会。

工作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可以让陌生人凭共同目标协作，也让成年人凭自己的贡献获得地位。普通服务员、办公室助理或工厂工人未必把职业当作终身使命，但他们仍然可能因为熟练完成任务、帮助别人和得到同事尊重而感到自己有用。

文章最后回到 18 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Adam Smith、David Hume 和 Adam Ferguson 认为，商业社会让个人能够凭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逐渐减少对家族、恩主和私人盟友的依赖。关系因此有机会从生存交换变成自愿交往，友谊可以建立在同情之上，而不必承担全部的资源分配和身份确认功能。1

这套解释把前三个案例串在一起：宫廷关系围绕权力运转，上层女性的关系网络围绕阶层边界运转，波士顿西区的关系围绕家庭和同龄群体运转。三种生活都有陪伴和责任，也都有对外部者的防备。现代工作与商业社会的价值，在于它们提供了另一条获得尊重的路径，使个人关系可以少承担一部分生存压力。

Collier 真正担心的未来，是工作减少之后谁来提供收入之外的社会功能。如果家庭、熟人圈和地位网络承担身份、资源和尊重的全部分配，社会可能得到更多陪伴，也可能得到更强的圈层边界、闲话和从众压力。

文章没有给出 AI 取代劳动的时间表，也没有证明关系社会必然压迫个人。文章提出的判断更窄：历史上的关系社会总能同时提供温暖与排他，现代工作则为成年人提供了一条凭技能、贡献和共同目标获得尊重的渠道。减少劳动以后，制度需要补上的因此不只是收入，还包括一种让陌生人能够平等参与、展示能力和获得认可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