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哭得太多，谁来决定“得体”？

1857 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查尔斯·狄更斯家的草坪上因为一篇负面评论失声痛哭。狄更斯面对这场哭泣时，面对的似乎是一位“失控的客人”；Siobhan Unwin 与 Kathryne Ford 却把这场尴尬读成一个更大的问题：谁规定情绪必须适量、及时恢复、方便旁人理解？

作者用“神经酷儿过剩”描述情感、欲望或身体溢出社会脚本的时刻。这个概念把视线从“安徒生为什么管不好自己”移到“为什么狄更斯偏好的说话、感受和恢复方式会被当成自然标准”。作者特别说明，这个词不是对历史人物的回溯性诊断，而是一种分析动作。

文章把安徒生的草坪与 Leigh Bowery 在艾滋病危机时期的表演并置，也连接到 2025 年 Coldplay 演唱会的大屏事件。三个场景共享一条张力：公共表面要求身体得体、情绪可读、崩溃能够被整理成一个有用的故事。作者的回答不是把“过剩”浪漫化，而是提出“见证正义”：先停下解释和修正，陪一个人留在尚未解决的不舒服里。

来源：Aeon｜Neuroqueer expression and the limits of social tole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