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nko Milanovic：全球化退潮后，世界进入「国家市场自由主义」

Branko Milanovic 在这期 Odd Lots 里提出的重点，不是「全球化已经死了」，而是全球化赖以运行的那套国际规则正在失效。他把正在成形的新秩序称为「国家市场自由主义」：国内仍然保留自由定价、市场竞争和部分平等政策，国际上却不再把自由贸易、低关税以及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跨境流动当作默认选项。各国更关心产业回流、供应链控制和国家安全。1

这个词的分量在于，它没有把变化简单归结为「市场退潮」。Milanovic 认为，市场机制在国内仍有很强的生命力，真正被削弱的是国际部分。外部经济政策从自由贸易转向重商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更容易被解释成零和，甚至负和竞争。

Milanovic 回顾了自己从 1974 年开始观察的几套国际经济秩序：旧秩序失败后，美国进入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都占优势的单极时刻，随后形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现在，这套秩序正在走向终结，新的规则还没有完全定型。2

主持人追问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为什么全球化的反弹，主要表现为拆掉国际贸易那一层，而不是在国内重新分配收入？Milanovic 的回答并不乐观。他说，讨论中国时，人们越来越习惯先问「这对我们是不是坏事」，而不是「这对世界整体是不是有益」。一旦问题从绝对收益变成相对收益，经济学就进入了重商主义式的国家竞争。

这能解释一个看似矛盾的组合：政府在国内仍然接受资本主义和市场竞争，在国际上却强调把生产带回本国、保护关键产业，并把贸易关系视作战略博弈。对企业和投资者来说，判断需求、成本和利润时，不能再只看效率，还要把政策边界和地缘关系放进同一张表里。

Milanovic 不接受把中国简单归入「富国」或「落后国家」。按他在访谈中的说法，中国按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仍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不是法国或意大利那样的高收入经济体；但在技术能力上，中国已经达到只有美国可以相比的水平。2

他用两个反差来说明这种双重性。一边是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全球竞争者，另一边仍有村庄的人均收入低于每天 2 美元的绝对贫困线。这个数字来自他对节目的口头描述，不是一次独立统计发布，但它准确指向了他的判断：国家的技术实力、平均收入和内部生活水平，不能用一个标签概括。

这也改变了看待中国经济的方式。把中国当成一个已经完全富裕、因此只会输出技术和资本的经济体，会漏掉收入水平和地区发展差异；把中国当成一个仍然只能依靠低成本追赶的经济体，又解释不了它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竞争力。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正是政策与市场判断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访谈里有一个比「中国崛起」更具体的观察。Milanovic 比较了中国城市人口中收入最高的 5%：1988 年，这部分人的收入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国有企业、政府职位和共产党系统；到 2018 年以及他提到的 2023 年数据，结构大致反过来，约三分之二来自私营部门和专业岗位，三分之一来自国有企业、党政机关和政府职位。2

这组对比不能直接证明中国已经变成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它说明中国的精英形成机制在几十年里变化很快。国家部门仍然重要，私人企业和专业职业也已经成为上层收入的重要来源。把中国只描述成「国家控制一切」，或者只描述成「市场已经取代国家」，都过于简单。

Milanovic 把西方对中国的焦虑拆成两个层次。第一层是美国、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国家竞争，关心的是 GDP、产业能力、技术和安全。第二层发生在个人身上：过去 30 年，西方收入分布的下半部分在全球收入排序中的位置下降了。

他举了意大利底部 10% 的例子：30 年前，这部分人在全球收入分布中大约位于第 70 百分位，现在可能接近第 55 百分位。换句话说，他们在本国仍然属于收入较低的人群，但相对于全世界的其他人，过去那种明显的优势已经缩小。2

这也是他为什么仍然会提到自己已经有些厌倦的「大象图」。这张图的核心信息没有消失：西方中产增长缓慢，西方最富裕的人增长很快，中国等亚洲经济体的中间收入群体则明显受益。面对国内分配失衡，政府可以选择税收、公共教育和劳动政策，也可以把矛盾转向外部，强调「中国威胁」。Milanovic 认为，2016 年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向已经定型，拜登政府总体延续了这个方向，只是表达和执行更精细。

如果国际经济从互利交换转向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结果可能是更高的冲突风险和更强的国内不平等。Milanovic 在访谈中回顾了两种相反的思想传统：一种认为贸易让国家有共同利益，因而有助于和平；另一种认为大国和企业为了市场、劳动力与资源，会把国家力量带进海外竞争。

他没有把其中任何一种理论当作自动发生的预言。访谈后半段，他甚至戴上「乐观的帽子」，认为只要战争停火，至少可以先排除大规模冲突带来的失控风险。这个限定很重要：国家市场自由主义可能增加摩擦，但它不等于战争必然发生；经济秩序的变化提供的是约束条件，最终结果仍取决于政治选择。

这期适合想同时理解贸易、产业政策、中国经济和西方政治反弹的读者。Milanovic 不提供一个可以直接交易的点位，也没有把「国家市场自由主义」包装成精确预测模型。他真正提供的是一套观察顺序：先区分国内市场规则与国际竞争规则，再把国家之间的相对位置和个人收入分布放在一起看。

如果只想听中国会不会超过美国，答案会显得绕；如果关心为什么各国一边继续拥抱市场，一边收紧国际开放，这 61 分 17 秒的访谈会把问题说得更清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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