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活每一种语言,真的是好事吗?

救活每一种语言,真的是好事吗?

《纽约客》借濒危语言追问一个不讨喜却必须回答的问题:当资源有限时,保存语言的道德直觉如何面对教育、医疗与经济安全的现实取舍?

导读

一种语言消失,是否总是一场必须阻止的灾难?Nikhil Krishnan 在《纽约客》追问:资源有限时,保护语言与改善教育、医疗、经济安全如何取舍。文章尖锐,却没有把同情变成政策豁免。
原文:Nikhil Krishnan,Sometimes It's O.K. to Let a Language Die,The New Yorker,2026 年 7 月 20 日。1

全文总结

先把「语言死亡」分开

文章从一个故意刺耳的判断开始:语言归根到底是沟通工具。当使用它沟通的人少到无法继续承担这个主要功能时,也许可以让它自然消失。这个判断听起来冷酷,但作者很快把两种情况分开:语言被权力机构主动摧毁,和语言在迁徙、教育、就业与代际选择中逐渐失去使用者,不能放进同一个道德类别里。1
库尔德语说明了第一种情况。2023 年土耳其地震重创库尔德语人口集中的东南部,政府为俄语、德语、普什图语等语言提供翻译,却没有为土耳其约 1500 万库尔德语使用者提供翻译。这不是一次孤立的行政疏忽,而是延续了数十年的政策:土耳其曾禁止在学校教授库尔德语、出版库尔德语书籍,甚至禁止公职人员在公共场合说库尔德语。地震幸存者有时不敢用库尔德语呼救,因为他们担心救援人员会因此不理会自己。1
乌克兰语的处境同样不是普通的语言替代。弗拉基米尔·普京在 2021 年的文章里把乌克兰语描述成俄语的地方变体;俄军占领乌克兰领土后,拆除乌克兰语路牌,要求学校和行政机构使用俄语。书中还提到 1784 年叶卡捷琳娜大帝禁止乌克兰语教堂礼拜的历史。这里的「杀死语言」并非夸张说法,因为摧毁语言和摧毁一个群体的共同存在、民族身份与政治主张,是同一套攻击的一部分。1
但厄瓜多尔高地的基丘亚语提出了更难处理的问题。那里没有同样明显的国家禁令,许多讲基丘亚语的人却不再把它教给孩子,因为西班牙语更能帮助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迁往利马并获得收入。这样的选择不能被简单称为自由选择,因为殖民主义留下的贫困和歧视改变了选择的价格;可是,如果一个人自己并不觉得换用西班牙语造成了巨大损失,外部观察者也不能只用「被杀害」来替她解释这件事。
作者还写到 Sophia Smith Galer 自己失去的北意大利 Emilian 方言。她的母亲和祖母彼此用这种方言交流,但她在伦敦长大,家人决定只对她说英语。这个决定属于迁徙、上升和适应主流语言的更大历史。它可能不是一次公开的暴力,却也不能脱离权力差异来理解。1

保护语言的理由很强,却不是无条件的

Smith Galer 为保护濒危语言提出了几类理由。语言保存的不只是词典,也包括一个群体识别世界、记忆经验和传递知识的方式。她举例说,一名懂萨摩亚语的科学家曾与萨摩亚的传统治疗者交流,由此发现一种树木的成分 prostratin,它后来被认为可能具有治疗 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潜力。澳大利亚北部的伊瓦伊贾语长期用不同词语区分两种海豚;现代动物学如果早些与伊瓦伊贾人交流,或许不必花那么久才认识到两者的差别。1
还有一组关于语言健康与心理健康的资料:加拿大一些原住民社区里,能够用本族语言完整交谈的人,其青少年自杀率很低,甚至接近于零;在不到一半居民会说本族语言的社区,青少年自杀率高出六倍。作者没有把这组相关性直接写成因果关系。它可能说明语言延续有助于社区凝聚,也可能是更基本的经济条件、社会支持和历史创伤同时影响了语言与心理健康。1
作者也提醒,语言并不天然等于真理或进步。它可以保存传统知识,也可以保存错误的分类和不平等的价值观。英语里把鲸、海豚和鼠海豚都归进「fish」的民间类别,后来被「mammal」这一科学分类纠正;语言还可能把性别等级、种姓差异等社会关系写进代词和敬语。保存某种语言,未必等于保存其中每一条知识或每一种价值。1

从道德直觉走到预算问题

即使承认语言消失是一种损失,也不能自动推出「必须用一切手段阻止它」。作者把问题拉回公共政策:每一美元投入语言复兴,就不能同时投入学校、医院或另一项语言项目。把选择说成「拯救语言」与「屈服于冷漠」之间的二选一,只是回避成本,而不是完成了道德判断。1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无事可做。最容易支持的措施,是停止那些本来就不该存在的强制:不要禁止学校教授库尔德语,不要因为库尔德家庭给孩子取的名字不在官方名单中就拒绝登记,也不要拒绝使用乌克兰语的被告获得法庭翻译。个人也能做一些成本较低的选择,例如继续和孩子说家族语言,或者让孩子学习学校提供的传承语言。当前研究并不支持双语会妨碍儿童语言发展。1
困难出现在「维持」需要长期花钱的时候。美国有一项师徒计划,让成年学习者和少数仍然流利使用 Karuk 语的人合作,并按每小时 15 美元支付学习者。美国联邦政府自 2005 年以来为语言复兴拨出的资金总额是 1.8 亿美元,Smith Galer 认为这笔钱很少。但作者继续追问:如果危地马拉玛雅语言学院需要在语言项目和社区植树之间分配资源,改善经济安全是否反而是让语言继续传给下一代的最有效办法?这不是反对援助的借口,而是任何真正的政策都必须回答的使用问题。1

语言本来就是在替代与重建中形成的

文章随后把视野拉到历史。法国曾通过学校教育、行政制度和共和政治建立一个共同的法语公共空间,但这个统一过程也压低了奥克西唐语、布列塔尼语和巴斯克语等地方语言。到 1949 年,法国一些孩子还被迫戴着写有「I speak Breton」的牌子示众。统一语言确实让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可以读同一份报纸、参加同一个陪审团、投票选举,但这个公共空间是在羞辱和消灭其他语言的代价上建成的。1
印度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它的宪法承认 22 种语言,20 世纪 60 年代把印地语设为联邦唯一语言的尝试,在南方语言使用者的暴力反抗下失败,学校因此形成了「三语公式」。多语社会当然可能存在,却要支付制度摩擦、群体紧张和彼此不理解的成本。更复杂的是,语言内部也会发生统一:标准印地语、标准泰米尔语和标准库尔德语都在推开更小的地方语言或方言。一个语言的受害者,未必永远是另一段语言史里的无辜者。

复兴成功,必须像活的语言那样活着

威尔士语是文章里最接近成功的复兴案例。六十年前,作家兼政治人物 Saunders Lewis 预言威尔士语会在 2000 年前消亡。如今它是威尔士的官方语言,进入公立学校、电视台、法院、议会、路牌和公共文件,约六分之一的人口能在不同熟练程度上使用它。威尔士政府希望到 2050 年拥有 100 万名威尔士语使用者。它之所以比许多复兴项目更有生命力,关键不只是学校,而是北威尔士仍有父母在家里自然地把语言传给孩子。1
苏格兰盖尔语则显示了另一种状态。流利使用者最多约 7 万人,而且多数是老年人;年轻人的能力主要来自格拉斯哥或爱丁堡的学校,那里课堂之外几乎没有人使用这种语言。它仍然被保留下来,却更像一个需要机构持续监护的展品,而不是会在家庭中自行繁殖的日常语言。
希伯来语的复兴更为罕见:一种近两千年没有多少母语使用者、主要存在于礼拜和学习中的语言,被一代建国者有计划地变成现代以色列的第一语言。孩子可以用希伯来语做梦、骂人和发脾气,不会觉得自己在参加历史重演。但这次成功依赖一组几乎不可能复制的历史条件,不能被当成所有濒危语言都能照搬的方案。1

最后不是「救活」,而是如何哀悼

Smith Galer 估计,今天存在的七千多种语言中,三千多种将会消失。有的会留下词典、小说和几小时广播,有的只会留在亲属记得的一句表达里。作者并不因此否定记录、尊重和复兴语言的努力,但他反对把每一次消亡都想象成同一种谋杀,也反对把每种遗产都当作必须不计代价保存的对象。
文章最后借用弗洛伊德区分的两个词:哀悼和忧郁。哀悼承认失去,仍然愿意记录、纪念,并在确实有可能时尝试复兴;忧郁则是不肯承认挽救时机已经过去,把所有资源投入到「必须让它活下去」的执念里。允许一种语言在自然条件下走完生命,并不等于不爱它。真正困难的工作,是在资源有限、价值冲突不可消除的情况下,既不为强制摧毁找借口,也不假装所有损失都能被同一种救援方案逆转。1

关键细节

  • 2023 年土耳其地震后,政府为俄语、德语、普什图语等语言提供翻译,却没有覆盖约 1500 万名土耳其库尔德语使用者;这与过去禁止教授、出版和公开使用库尔德语的政策相连。1
  • 了解萨摩亚语的科学家通过传统治疗者接触到 prostratin,它被认为可能具有治疗 H.I.V. 的潜力;伊瓦伊贾语则早已用不同词语区分两种海豚。前者的临床价值尚未确立,后者说明语言知识可能让科学更早注意到自然界的差异。1
  • 加拿大资料显示,在能够用本族语言交谈的原住民社区,青少年自杀率可低至接近零;在不到一半居民会说本族语言的社区,青少年自杀率高出六倍。文章强调,这组数据是相关性,不能直接证明语言本身造成了差异。1
  • 美国联邦政府自 2005 年以来为语言复兴拨款 1.8 亿美元;一项 Karuk 语师徒计划则按每小时 15 美元支付成年学习者。数字一出现,语言保护就从道德直觉变成预算取舍。1
  • 威尔士语约有六分之一人口以不同熟练程度使用,政府希望 2050 年达到 100 万名使用者;苏格兰盖尔语流利使用者最多约 7 万人,且多数为老年人。前者仍靠家庭代际传递,后者更多依靠学校维持。1
  • 目前七千多种语言中,三千多种预计会消失。作者把「留下记录、给予尊严」与「不惜一切代价让它继续活着」分成两件事。1

金句

"A language, when it comes down to it, i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中文译注:语言首先是沟通工具。这个看似冷静的定义,构成文章追问「保存什么、为何保存、谁来付出代价」的起点。1
"Politics, then, is the always unsatisfying project of managing loss; at its best, it consists of doing this without self-deception."
中文译注:政治始终是在管理损失,而且没有令人满意的解法;最好的政治,是不靠自我欺骗来处理这些无法同时满足的价值。1
"In acknowledging that not all languages can or should be rescued, we do not love the dying languages less."
中文译注:承认不是所有语言都能、或都应该被救活,并不代表我们因此少爱它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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