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为什么会碰到平台：择偶软件如何把婚姻从熟人安排变成算法筛选

婚姻制度最早处理的，不只是两个人有没有好感，还包括两个人如何被彼此的家庭、邻里、宗教群体或工作网络看见。过去，朋友介绍、亲属安排和共同社区都是相识的中介。它们会缩小选择范围，却也会带来某种背景信息：这个人是谁，和哪些人来往，出了问题可以找谁。

在线约会把这层中介换成了平台。美国社会学家 Michael Rosenfeld、Robert Thomas 和 Sonia Hausen 对美国伴侣相识方式的研究显示，在 2017 年的全国代表性调查中，异性伴侣通过网络相识已经成为最常见的相识方式，大约在 2013 年超过了通过朋友相识的方式。研究使用的是美国样本，不能直接代表中国或其他社会，但它清楚记录了一个制度变化：相识不再主要发生在彼此已有交集的社会网络里。1

同一研究还发现，1995 年到 2017 年，异性伴侣通过网络相识的比例从约 2% 上升到 39%；通过朋友相识的比例从约 33% 降到 20%，通过家人相识的比例从约 15% 降到 7%。这些数字不是所有美国人的婚姻比例，而是已经形成伴侣关系的人对「如何相识」的回忆，且不同相识方式可以重叠。它们支持的不是「网络约会让人更会恋爱」，而是一个更窄、更可靠的判断：平台正在接管过去由熟人完成的相识工作。2

朋友和家人不再负责介绍，平台就要负责让陌生人彼此遇见。这个变化看起来只是渠道变化，实际改变了择偶的第一道门。

在熟人网络里，一个人通常先进入别人的生活，再被评价为「适不适合交往」。在应用里，顺序反过来了：用户先看到照片、简介和少数可检索的条件，再决定是否愿意让对方进入自己的生活。相识因此被拆成了两个步骤：平台负责分配注意力，用户负责决定是否继续。

研究中的一个细节很能说明这种变化。2017 年，异性伴侣中通过网络相识的人，有 89.5% 在上线前彼此是陌生人，2009 年这一比例是 81%；由朋友或其他第三方在线牵线的比例，则从 11.2% 降到 3.7%。网络约会增加的不是「朋友把熟人介绍给你」这一类相识，而是陌生人之间直接建立联系。1

这会带来两种相反的结果。

一方面，陌生人相识扩大了个人离开原有圈层的机会。对性取向、宗教、年龄、职业或居住地不容易在现实社交网络中被理解的人来说，平台可能让「找到同类」变得更容易。另一方面，熟人网络原本承担的背景确认也被削弱了。一个人是否可靠，不能再简单地交给共同朋友判断；用户必须自己处理身份核验、边界沟通、拒绝骚扰和风险识别。

所以，平台并没有消除中介，只是把中介从具体的人换成了界面、排序和规则。朋友介绍的偏见可能变成推荐系统的偏见，熟人网络的排斥可能变成筛选条件的排斥，原本由共同朋友分担的安全责任也可能被推回个人身上。

「算法匹配」很容易被理解成一种技术承诺：只要填写足够多的偏好，系统就能找到与你最合适的人。但在线约会匹配算法的研究综述并不支持这么强的说法。

MIT Press 出版的《Finding Love on a First Data》回顾了问卷匹配、协同过滤和机器学习在在线约会中的使用。文章指出，早期系统假设用户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可现实中的自我描述偏好和见面后的吸引并不总是一致。2017 年一项机器学习研究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选择性和受欢迎程度，无法可靠预测两个人见面后是否会产生浪漫吸引。3

长期关系比第一次见面更难被预测。关系会受到相处方式、冲突处理、投入程度、疾病、失业、迁移和家庭责任的影响。很多变量不是在注册时填写的稳定属性，而是在共同生活中才会出现的互动结果。一个人可以准确填写自己的身高、教育和兴趣，却未必能提前知道自己在伴侣失业后会怎么做，也未必能从问卷里看出两个人如何处理照护压力。

平台还会制造一种心理暗示：当系统告诉用户「你们匹配度很高」，这个标签本身就可能影响用户如何理解对方。综述提到，研究者已经观察到用户对算法匹配的信念会影响约会体验；这使得「算法真的预测得准」和「用户相信它，所以更愿意投入」很难完全分开。3

这不是说算法没有用。它可以在陌生人太多时帮用户过滤，也可以让过去难以遇见彼此的人获得联系。算法真正适合做的是管理选择和分配注意力，而不是替人证明品格、保证吸引，或者承诺一段关系最终能够维持。

美国 Pew Research Center 在 2022 年对 6,034 名成年人进行的调查显示，30% 的美国成年人曾使用过约会网站或应用，9% 在调查前一年使用过；在过去一年使用过平台的人中，44% 说主要目的是寻找长期伴侣。这里的数字属于美国样本，且调查测量的是使用和看法，不是婚姻成功率。4

同一调查中，48% 的曾使用者至少经历过四类负面行为中的一种，包括收到未经请求的色情信息或图片、在表示无意后仍被继续联系、遭到辱骂或身体伤害威胁。50 岁以下女性中，这一比例达到 66%。约一半美国成年人认为在线约会不太安全或完全不安全。4

这些结果不能证明平台必然造成骚扰，也不能把美国调查外推成全球结论。它们至少说明，扩大选择和降低相识门槛之后，安全问题不会自动消失。相识越依赖陌生人直接联系，平台就越不能只把风险识别当成用户自己的功课。举报是否有效、拒绝是否真的能终止联系、身份和年龄如何核验、危险信息能否留下可追查记录，这些都属于平台规则，而不是恋爱技巧。

也正因为平台能够决定谁被看见、谁更容易被联系，它的责任不能只停留在「我们提供工具」。一个把注意力交给排序系统的空间，至少要对排序带来的骚扰、欺骗和权力不对称作出制度回应。否则，平台享受了中介的权力，却把中介的责任拆给每一个用户单独承担。

在线约会改变了婚姻的入口，却没有接管婚姻的全部功能。平台可以让两个人相识，可以帮助他们判断是否继续聊天，也可以在关系开始之前提供部分安全机制。它不能自动处理共同财产、疾病照护、子女责任、遗产安排和关系退出。

这正是婚姻制度仍然有公共价值的地方。婚姻不再需要垄断「谁有资格成为伴侣」的入口，也不应要求所有长期关系都使用同一种形式；但当两个人决定长期共同生活时，社会仍然需要一种低成本、可识别、能被医院、法院、亲属和公共机构理解的责任规则。平台解决的是「怎么遇见」，婚姻处理的是「共同承担什么」。

这个区分也能解释为什么平台时代的婚姻既更自由，也更不稳定。选择范围扩大，熟人监督减弱，关系更依赖双方持续沟通。过去由家庭和社区预先承担的一部分背景确认，今天落到两个人身上；过去由婚姻身份自动确认的一部分责任，又被要求重新协商。自由增加了，协商成本也增加了。

把婚姻交给算法，既不现实，也不必要。更可行的方向，是承认三件事本来就不是同一件事。

第一，相识可以由平台帮助完成，但平台不能把推荐结果包装成对一个人的道德认证。匹配度是排序信号，不是品格证明；资料完整，也不等于现实中值得托付。

第二，安全不能全部私人化。平台应该对身份冒用、骚扰、威胁和拒绝后的持续联系提供可执行的处理机制；用户当然仍要保持警惕，但警惕不能成为平台逃避设计责任的理由。

第三，承诺需要独立于相识渠道。两个人是在朋友家吃饭认识，还是在应用里滑到彼此，不应决定谁在共同生活中拥有更少的财产权、照护权或退出保障。婚姻制度真正需要适应的，不是某个应用的界面，而是相识方式已经从熟人网络转向陌生人平台这一事实。

从系列最初讨论的婚姻起源看，婚姻曾经把亲密关系接入亲属、财产、生育和公共秩序。今天，平台把相识从这些网络中拆了出来。下一步的问题不是平台能不能找到「最适合你的人」，而是当平台只负责让两个人相遇之后，社会是否还准备好让他们在共同生活中平等地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