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为什么会碰到税收：国家如何把夫妻变成一个纳税单位

税制很少询问一对伴侣是否相爱。它先问的是：你在纳税年度最后一天是否已婚，收入应该合并还是分开，谁可以申报子女、住房或医疗支出。

美国国税局把婚姻状态直接接入申报身份。已婚夫妻可以选择联合申报，也可以分别申报；联合申报要报告双方合并后的收入，多数夫妻选择联合申报是因为税额通常更低。1 这意味着，法律上的婚姻状态会改变同一笔收入进入税表的方式。税务系统因此获得了一个很有力量的快捷键：先确认两个人是不是夫妻，再决定他们的收入是否应该被当作一个整体计算。

这套快捷键并不等于真实家庭。两个人可能已婚但各自工作、各自管理账户，也可能未婚却共同承担房租、照护和子女支出。税法把婚姻作为识别家庭的信号，是因为它便于执行，不是因为婚姻天然就是唯一的经济单位。

美国联邦所得税的早期设计更接近个人纳税。美国国会研究处的历史梳理显示，1913 年所得税法按个人征税，每位配偶原则上对自己的收入纳税。问题很快出现在共同财产制州：婚姻中的部分收入由夫妻共同享有，究竟应该算在谁的名下，变成了法律争议。

1930 年，美国最高法院在 Poe v. Seaborn 案中判定，共同财产制州的相关收入应由夫妻平均分割。这个判决让一部分已婚夫妻的税负下降，也促使其他州尝试采用类似的共同财产规则。1948 年，国会通过法律，允许所有已婚夫妻为税务目的平均分割收入。2

这里的变化值得留意。婚姻先是被法律用来处理收入归属，后来又被税制用来决定收入如何分摊。夫妻纳税单位不是从家庭生活中自动长出来的，它是对财产控制、累进税率和政治妥协的回应。美国的这段历史不能代表所有国家的婚姻税制，却能说明一件普遍的事：婚姻一旦被接入财政系统，私人关系就会多出一层公共计算。

「婚姻惩罚」的定义很简单：夫妻结婚后缴纳的所得税，高于他们在未婚状态下分别申报时的税额之和。「婚姻奖励」则相反，结婚后的合计税额更低。3

它们通常出现在累进税率中。假设一对伴侣各自赚 5 万美元，另一对伴侣只有一人赚 10 万美元。两对伴侣的家庭总收入相同，但第一对把收入分布在两个人名下，第二对把收入集中在一个人名下。累进税率要求高收入者承担更高的边际税率；如果税制又希望同样总收入、同样家庭规模的家庭承担相近税负，就必须在婚姻中性和家庭横向公平之间做取舍。

美国国会研究处把这个冲突概括为三个目标：累进性、横向公平和婚姻中性。税制可以让收入相同、家庭规模相同的家庭缴纳相近税额，但这样一来，收入相近的双收入夫妻可能在结婚后承担惩罚；也可以让结婚前后的税负保持不变，但收入分配不同的家庭就难以被同样对待。三者无法同时完美实现。2

所以，婚姻奖励不等于国家在奖励爱情，婚姻惩罚也不等于国家在惩罚婚姻。它们首先是税率档、扣除额、家庭抵免和资格退出规则相互作用的结果。2018 年美国税制的一项估计显示，43% 的已婚夫妻遇到婚姻惩罚，另有 43% 得到婚姻奖励；有惩罚的夫妻平均多缴 2,064 美元，得到奖励的夫妻平均少缴 3,062 美元。3

另一份针对 2023 年联合申报者的财政部估计，由美国国会研究处转述为 37% 面临惩罚、53% 得到奖励，平均金额分别为 1,820 美元和 4,911 美元。两个估计不能直接相加或互相替代，因为年份、样本和计算方法不同。它们共同说明的是：婚姻税收后果并非少数极端案例，但方向和大小取决于收入分配、子女、抵免资格以及所处税制。

夫妻合并计税时，第二收入者的第一笔收入可能直接叠加在配偶收入之上。若家庭总收入因此进入更高税率档，第二收入者面对的边际税负就可能高于收入相同、但单独生活的个人。家庭型税收抵免和福利资格也会在第二个人开始工作后减少，结果仍然是工作增加了，家庭可支配收入却没有按工资等比例增加。

这条机制与性别分工相连。OECD 2023 年的材料指出，在几乎所有 OECD 国家，女性占第二收入者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三；在多数 OECD 国家，第二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和雇员社会保障缴费净负担，高于收入相同的单身者。联合计税、家庭税收抵免退出和托育成本，会一起影响第二收入者进入、返回或增加劳动的决定。4

这里需要收窄一个常见判断：第二收入者的边际负担较高，不等于税制单独决定了谁留在家里。教育、托育、工资差距、职业制度和家庭照护都会参与这个选择。OECD 对 15 个欧盟国家的模拟研究发现，家庭型和收入审查型转移支付会制造配偶收入之间的相互影响，底部收入分布的婚姻惩罚主要由转移支付制度驱动；这也说明「婚姻税」有时并不只发生在所得税表里，而是发生在税收与福利资格的连接处。5

美国国会研究处在 2026 年报告中总结既有研究时，给出的判断是：婚姻惩罚和奖励对总体结婚率、劳动供给的影响通常不大；关于结婚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平均效应往往较小，对离婚的影响也更不稳定。2

但「总体不大」不能被读成「对谁都不重要」。NBER 一篇 2022 年工作论文把税收、税收抵免、医疗补助和其他福利放进同一个长期模型，估计美国年轻单身者的平均婚姻税约为剩余终身支出的 2.69%，不同反事实配对的结果从 -74.4% 到 45.8% 不等。研究还估计，如果没有这项财政负担，低收入、有子女的单身女性每年结婚的人数可能增加 13.7%，到 35 岁时已婚比例可能增加 7.5%。6

这些数字不能直接改写成「税收让美国人不结婚」。这项研究把单身者与收入结构相近的自己配对，构造的是反事实模型，不是把某一条税法随机分配给一群人后的实验。它与 CRS 的结论放在一起，反而给出更稳妥的理解：税收通常不是婚姻的主要动机，却可能在低收入、有子女或收入结构特殊的人群中，成为压过临界点的一项成本。

中国读者面对的并不是美国式的夫妻联合申报。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居民个人的工资、薪金等综合所得按纳税年度合并计算，纳税主体仍然是个人。7 婚姻状态会进入部分专项附加扣除的分配规则。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发布的 2026 年度专项附加扣除问答给出了一个具体例子：夫妻婚前分别购买住房，婚后可以选择其中一套住房，由购买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 扣除；也可以由夫妻双方对各自住房分别按扣除标准的 50% 扣除，而且一个年度内不能变更。8

这条规则没有把夫妻所有收入合并计算，却承认婚姻会改变住房负担的分配方式。个人是纳税主体，夫妻是可以协作分配家庭支出的关系。对住房贷款、子女教育或大病医疗等项目，税法可以承认共同负担，而不必把整对夫妻变成一个总收入账户。

香港政府的工资税规则展示了另一种安排：夫妻平时分别评税，双方有收入时各自申报；如果一方收入较低，夫妻可以按年选择合并评税，只有在合并能降低总体税负时才这样做。9 这类制度把个人计税作为默认，把婚姻协作保留为可选择的接口。

如果婚姻同时承担收入共享、子女扶养、住房支出和照护风险，税制就会面对一个实际问题：这些责任是否必须由同一个婚姻身份一次性打包确认？美国国会研究处列出的改革方向包括个人申报、按家庭规模调整税负、修改子女相关抵免，以及为第二收入者设置扣除或抵免。2

从中国的专项扣除和香港的分别评税、选择性合并评税可以看出，制度并不只有两个选项：把夫妻完全当成一个家庭，或把夫妻完全当成两个陌生人。更细的做法是把收入按个人计算，把子女和照护按实际扶养关系计算，把住房和医疗等共同支出交给双方选择如何分配，同时让福利资格不要因为结婚这一动作突然断崖式变化。

这也是婚姻从起源走到现代后，必须重新回答的价值问题。早期婚姻把财产、亲属、出生和继承接进公共秩序；现代税制又把夫妻接进了收入和福利的计算秩序。未来婚姻若仍有公共价值，理由不会是它天然代表一个完整家庭，而是它能否在共同生活确实产生共同责任时，提供清楚、可选择、不会把较弱一方锁死的规则。税表上的「夫妻」只是一个入口，真正需要被计算的，是两个人到底共同承担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