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爱猫发论文、地下室火车与怀疑的凝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一栋普通民宅地下室里，常年回荡着小型电动马达与金属轮轨咬合的细微咔哒声。这里的整片水泥地面被一套极其繁复庞大的英国铁路（British Rail）微型模型严密占据：道岔、信号灯、蒸汽机车与货运车厢一应俱全，各条线路甚至编排了严谨的时刻表。这套模型的拥有者是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戴维·刘易斯（David Kellogg Lewis）。这位蓄着十九世纪拓荒者般蓬松大胡子的哲学家，常常手拿控制器站在轨道旁观察微型列车运转。前去拜访的哲学界同仁总忍不住打趣：这位在讲坛上捍卫“可能世界”的学者，干脆在自家地下室里亲手搭建了一个五脏俱全的微型实体世界12。

1986 年，刘易斯出版了哲学专著《论世界的多样性》（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在当代分析哲学界引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地震。在这部书里，他极其冷峻、严肃地提出了一项被称为“模态实在论”（Modal Realism）的惊人主张：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实宇宙，仅仅是无数个可能世界中的普通一员。那些在逻辑上可能存在的事物——比如会飞的猪、会讲英语的驴子、拿破仑打赢滑铁卢战役的世界——都在各自独立的时空系统里真实、具体地存在着，其物理实体属性与我们身边的桌子、树木和泥土毫无二致34。

面对这种违背直觉的宏大设定，许多哲学家在学术研讨会上当场瞠目结舌。刘易斯在书中特意记录了同行的这种无声反响，并给出了当代哲学史上最著名的反诘之一：“人们常常对我报以怀疑的凝视（the incredulous stare）。然而，怀疑的凝视可不是论证。”35这种把极端假设推向严密逻辑极境的执拗作风，贯穿了他充满反差、幽默与学术争吵的一生。

戴维·刘易斯于 1941 年 9 月 28 日出生在俄亥俄州奥柏林的一个学者家庭。他的父亲约翰·D·刘易斯（John D. Lewis）是奥柏林学院的政府学教授，母亲鲁思·埃勒斯·刘易斯（Ruth Ehlers Lewis）则是一名潜心中世纪史的学者34。书香门第的熏陶让少年刘易斯早早展露出对精密逻辑与复杂机械系统的痴迷。

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后，刘易斯最初主修化学。真正促使他将整个人生押注在哲学上的转折，发生在大三那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交流的一年（1959—1960）。在牛津，十八岁的刘易斯亲耳聆听了日常语言学派旗手 J. L. 奥斯汀生前最后一次系列讲座，接受小说家兼哲学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的单独辅导，旁听了吉尔伯特·赖尔、H. P. 格莱斯与 P. F. 斯特劳森的研讨班34。牛津哲学家对词义差异的微观解剖与辩论锋芒深深震撼了他。重返斯沃斯莫尔学院后，他立即转修哲学专业，并在 1962 年顺利获得学士学位1。

随后，刘易斯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师从当时美国哲学界泰斗 W. V. O. 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奎因以极简主义的“本体论沙漠”闻名学界，痛恨一切模糊不清的内涵概念与模态概念，主张奥卡姆剃刀应当剔除所有多余实体3。青年刘易斯却在导师眼皮底下开辟出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受到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博弈论研究的启发，二十八岁的刘易斯将博士论文扩充为处女作《约定：一项哲学研究》（Convention: A Philosophical Study, 1969）3。

在这部作品中，刘易斯用精密的博弈协调模型证明，语言规则、红绿灯通行法则乃至复杂的社会规范，都能够在没有中央权威或预先明文协定的状态下，经由群体成员之间的理性预期而自然稳固确立。这部著作直接斩获了美国专门颁给四十岁以下哲学新锐的马切特奖（Matchette Prize），甚至连一向对此类论题持审慎保留态度的导师奎因，都在该书序言中由衷称赞其论述的独创性与严密力量13。

在哈佛求学期间，刘易斯结识了同在攻读研究生的斯蒂芬妮·鲁宾逊（Stephanie Robinson）。两人于 1965 年结为伴侣，携手开启了长达三十六年的婚姻与学术生活34。斯蒂芬妮日后不仅共同撰写了三篇哲学论文，更成为刘易斯一生学术活动与重病护理中最坚实的支柱。

1966 年博士毕业后，刘易斯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任教四年，随后于 1970 年受聘前往普林斯顿大学，自此在该校哲学系扎根长达三十一年1。在普林斯顿建立声望的同时，刘易斯生活里最奇特的一项固定日程也拉开了序幕：飞往澳大利亚。

从 1971 年首度踏上澳洲红土地起，刘易斯深深爱上了那里的气候、丛林与学术氛围。除了 1975 年的短期访问外，自 1979 年至 1999 年的整整二十年间，刘易斯夫妇每年都在北美暑假（澳洲冬季）准时启程，像候鸟一样飞往墨尔本、悉尼与堪培拉，参加澳大拉西亚哲学学会（AAP）年会，在当地高校开展系列讲学23。在澳大利亚，身材魁梧、留着大胡子的刘易斯换上耐磨的工装裤与丛林靴，跟当地学者在灌木丛徒步、喝当地啤酒、讨论物理主义与形而上学。他同大卫·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J. J. C. 斯马特（J. J. C. Smart）以及弗兰克·杰克逊（Frank Jackson）结下了深厚的私交。年长他二十一岁的唯物主义先驱斯马特晚年曾打趣：“我总对别人说我教过戴维·刘易斯；但说实话，其实是他教了我。”2

在这段澳洲学术交往中，诞生了一桩让当代哲学界津津乐道长达数十年的荒诞公案。1980 年，刘易斯在权威期刊《澳大拉西亚哲学杂志》（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简称 AJP）上发表了一篇探讨视觉因果理论的论文《真实的幻觉与假体视觉》（Veridical Hallucination and Prosthetic Vision）67。两年后的 1982 年，同一本期刊刊出了一篇只有四页纸的严厉反驳文章，题为《审查过的视觉》（Censored Vision）。该文条理清晰地抓出刘易斯论证中的漏洞，作者署名赫然写着“布鲁斯·勒·凯特”（Bruce Le Catt）67。

这位言辞犀利的新锐学者根本不是人类，而是刘易斯家中收养的一只宠物猫，名字就叫布鲁斯（Bruce）。刘易斯给爱猫加了一个充满法式贵族腔调的姓氏“Le Catt”（即英语 The Cat 的法文谐音），以猫的身份亲笔撰写了整篇论文来公开挑刺自己6。

这篇论文经过同行评审并被顺利刊用，圈内熟人私下心照不宣。这篇猫咪署名的学术短文在往后三十余年里被学者们正经引用了数次。直到 2017 年，在一位严谨学者的反复质询下，AJP 编辑部才一本正经地在期刊上刊登了一则官方勘误启事（Erratum）：“澳大拉西亚哲学学会特此澄清，‘布鲁斯·勒·凯特’系作者戴维·刘易斯使用的化名，旨在讨论以其本人名义发表的学术成果。”68这则迟到了三十五年的严肃勘误，恰好构成了对分析哲学学术建制的一记精巧幽默。

回到普林斯顿的哲学系走廊，刘易斯面对的学术交锋远比猫咪的论文更加刺刀见红。1977 年，另一位逻辑学巨擘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同样加盟普林斯顿大学。两位在当代形而上学与语言哲学领域各领风骚的天才，在一栋教学楼里共事了二十多年13。

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中提出，可能世界根本不是天文学家用望远镜观测到的深空实体，只是我们用来进行思维实验的描述性条件。克里普克针对刘易斯的“对应体理论”（Counterpart Theory）提出了一个极具杀伤力的经典诘问。刘易斯主张每个具体个体都只存在于属于自己的那个世界里，在其他可能世界里存在的仅仅是相似的“对应体”。克里普克尖锐地反驳：当我们惋惜地谈论“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本来可能赢得 1968 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我们真正关心的就是实际世界里这位竞选失败、饱尝失落的汉弗莱本人；至于另一个宇宙里是否有某个长得很像汉弗莱的替身戴上了总统花环，现实世界里的汉弗莱根本毫不在意，那种胜利也无法带给现实中的汉弗莱任何实质安慰34。

面对克里普克的质难，刘易斯展现出惊人的逻辑定力。他从容回应，这种反驳混淆了本体论支撑与心理安慰的界限：正是在其他可能世界中存在一个赢得选举的对应体，现实世界里的汉弗莱才真正具备了“本可能获胜”这项模态属性；如果不承认这些可能世界的具体存在，所有关于“可能”与“偶然”的讨论最后都会退化为空洞的文字游戏34。

在模态实在论的支柱之外，刘易斯还筑起了另一座宏伟的哲学大厦——“休谟式随附性”（Humean Supervenience）3。受十八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启发，刘易斯认为宇宙的终极现实并不包含任何神秘的因果黏合剂或不可抗拒的形而上学必然规律：“世界所有的全部真相，不过是微观时空点上局部性质的一副巨大马赛克拼图，纯粹只是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事。”34人类所谓的物理学定律、因果关联与反事实推演，不过是人类理性试图对整幅宇宙马赛克进行的最佳、最简洁的理论概括。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还原纲领，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物理主义阵营最具防御力的阵地之一。

在同行的眼里，刘易斯是个极度纯粹而罕见的研究机器。他拥有庞大得宛如旧约先知的大胡子，眼神温和却极具穿透力。在计算机早已普及的年代，他依然习惯在办公室里使用老旧的电动打字机，噼噼啪啪敲出一封又一封字斟句酌的长信19。

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主任马克·约翰斯顿（Mark Johnston）在追忆恩师时提到，刘易斯的性格兼具“极其严酷与极其温柔”的两面：“在哲学讨论上，他的批评毫不留情，常常用几句冷峻严密的逻辑推论将对方的论证彻底击碎；但在学术支持上，他又极其慷慨，愿意为任何一名认真思考的学生花费数十小时，逐字逐句批改文稿并给出建设性意见。”1著名哲学家 L. A. 保罗（L. A. Paul）在回忆自己研究生生涯时，同样深情地感慨自己是在“戴维的膝头学会了如何从事严肃的哲学”10。

这位把大量精力倾注在铁轨与书信上的学者，晚年却遭受着严酷身体病痛的折磨。刘易斯自中年起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常年依赖药物控制。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糖尿病引发了严重的肾衰竭，他不得不频繁前往医院接受透析治疗，体力迅速滑坡19。

2000 年 7 月，面对丈夫日益恶化的病情，妻子斯蒂芬妮作出了一个果敢的决定：她接受医学配型，将自己体内的一颗健康肾脏移植给了刘易斯9。手术取得了成功。这位重获新生的老哲学家甚至在身体刚有起色后，于 2001 年初克服长途飞行的疲累，带着体内那颗来自妻子的肾脏，最后一次飞往了心心念念的澳大利亚，在老朋友们的环绕中出席学术活动23。

命运留给他的时间极其短暂。从澳大利亚返回普林斯顿数月之后，2001 年 10 月 14 日，由于糖尿病引发的急性并发症，戴维·刘易斯在普林斯顿家中猝然离世，享年六十岁19。

噩耗传出，整个英美分析哲学界陷入了震惊与悲痛。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保罗·贝纳塞拉夫（Paul Benacerraf）在悼词中感慨：“无论是数理逻辑、科学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认识论还是社会哲学，戴维无所不通。他涉猎领域之辽阔令人惊异，思想之独创与论述之审慎同样让人叹为观止。”1系主任马克·约翰斯顿则给出了极具分量的赞誉：“他是自十七世纪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以来，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系统形而上学家。”1

在刘易斯离世后，普林斯顿那栋房子的地下室沉寂了下来。那套耗费数十年心血拼装的微型铁轨静静横卧在水泥地上，车厢停靠在袖珍站台旁，信号灯不再亮起。这位一生以严密冷峻著称的哲学家，用爱猫的名字在学术期刊上挑衅同行，坦然迎对全世界“怀疑的凝视”，并在最深奥的抽象逻辑与最繁琐的实体铁轨之间找到了安顿自身的方式。在他留下的宏大理论中，也许在茫茫多元宇宙的某个具体角落里，总有一位大胡子学者正准时拉动车头拉杆，让列车驶向下一个既定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