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库贝尔卡:把电影拆成光、黑暗与间隔的人

彼得·库贝尔卡:把电影拆成光、黑暗与间隔的人

从《Adebar》《Schwechater》《Arnulf Rainer》到《Unsere Afrikareise》,理解彼得·库贝尔卡如何把电影压缩为画格、声响和观看者的身体,也看他为何把烹饪和档案制度纳入电影实践。

每秒二十四次的现在

大多数电影让你忘记自己正在看一条胶片。彼得·库贝尔卡反过来做:他把画格、黑场、闪光、静默和噪音推到观众面前,让电影的物理条件变成观看的主角。
在《Arnulf Rainer》(1960)里,画面几乎被压缩为光与黑暗,声音则在静默与白噪音之间切换。Fondazione Prada 将它概括为对电影基本元素的使用,并列出它的 35mm 黑白有声版本与 6 分 30 秒片长。1 你很难把注意力放在「发生了什么」上,只能注意到自己的眼睛如何被闪烁牵动,耳朵如何在噪音和空白之间寻找落脚处。
封面为 AI 生成的概念视觉,不是彼得·库贝尔卡或任何真实电影现场的照片。
库贝尔卡的先锋性不在于给电影增加一种奇怪的题材,而在于逼你重新感觉电影是怎样工作的。胶片不再是透明的窗口,它是一串有重量、有速度、有间隙的材料。

从电影学校到「度量电影」

彼得·库贝尔卡 1934 年出生于维也纳,曾在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罗马电影实验中心学习。奥地利电影博物馆将他的《Adebar》(1957)、《Schwechater》(1958)和《Arnulf Rainer》(1960)放在结构电影国际发展早期的语境中;他的早期作品还包括《Mosaik im Vertrauen》(1955),后来则拍了《Unsere Afrikareise》(1966)和《Pause!》(1977)。2
「度量电影」听起来像一种冷静的数学练习,但库贝尔卡并没有把电影变成可供计算机运行的抽象程序。他在胶片上安排非常具体的东西:一格黑,一格白,一段声音,一段无声;光的出现和消失成为节拍,观众的眼睛则成了测量仪器。
《Adebar》和《Schwechater》把动作、身体和商业影像压进快速重复的画格序列。《Arnulf Rainer》再往前走一步,几乎撤掉了可辨认的影像,只留下电影赖以存在的条件。Film-Makers' Cooperative 的目录将这些作品归入实验电影,并保留了它们的胶片规格、声音状态和租借格式;读者若要真正进入库贝尔卡,最好把它们当作需要在黑暗中经历的短片,而不是先当作艺术史插图。3
这也是为什么《Arnulf Rainer》会让人不适。它不是在银幕上表现眩晕,而是把眩晕交给你的视觉系统完成。有人会把它看成电影的骨架,也有人只会觉得自己被一台过于自信的机器照射了六分半钟。两种反应都没有偏离作品,库贝尔卡本来就把观看本身放在了作品内部。

《Unsere Afrikareise》:节拍里藏着猎枪

如果只谈画格和黑场,库贝尔卡很容易被写成一个只对形式负责的技术人员。《Unsere Afrikareise》把这个印象弄得很不安。
Film-Makers' Cooperative 将这部 1966 年的作品记录为 16mm、彩色、有声,片长 12 分 30 秒,并把它归入政治 / 社会行动与环境 / 自然相关类别。3 Anthology Film Archives 保存的剧照里,一只长颈鹿横在草原画面中央,左下角有一名人物和一件细长的物体;画面本身已经让「自然纪录」这个词显得不够用了。
一只长颈鹿躺在草原上,画面左下角可见一名人物和一件细长物体。
《Unsere Afrikareise》的档案剧照,Anthology Film Archives 页面标注导演为 Peter Kubelka,并注明版权归 Peter Kubelka。4
Michael Metzger 在 2013 年的评论中写道,库贝尔卡受一群奥地利富裕猎人雇佣,拍摄一次非洲狩猎旅行,后来却把素材重新压缩成密集的声画关联。评论举出的一个例子是:枪声与被风吹走的帽子同时出现,声音和图像因此不再只指向一头被猎杀的动物,而把拍摄者、猎人和观众一起拖进观看关系里。5
这部片的锋利处不只是把素材剪得很快。它一边展示猎人和殖民凝视留下的粗暴影像,一边用节拍、笑声和声画错位让我们意识到:观看并不站在暴力之外。库贝尔卡没有把问题处理成一份端正的反殖民声明,片子保留了令人不舒服的污染感。它既利用了那套影像,又让那套影像的观看机制变得无法忽略。
因此,《Unsere Afrikareise》是进入库贝尔卡的另一个入口。它告诉你,形式从来不是伦理的避难所。一个剪辑节奏可以让枪声变成笑话,也可以让观众意识到自己正在享受这场排列;当电影把这两件事同时交给你,观看就不再是无辜的消费。

电影之后,为什么是烹饪

库贝尔卡后来反复谈电影、食物、音乐和文化史,常被误解成从电影「转行」了。其实,他是在把同一个问题扩大:人怎样从世界里取材,又怎样通过切割、组合、加热、排列和分享,把材料变成可感知的形式。
Fragments of Kubelka 的档案时间线记录,他在 1960 年代后期发展出关于食物准备的「可食隐喻」,把烹饪视为古老的交流媒介;奥地利电影博物馆则记载,他在法兰克福 Städelschule 任教时,课程名称后来改为「Film and Cooking as an Artistic Genre」。62
这不是把食物拿来给电影做一个可爱的跨界装饰。对库贝尔卡来说,烹饪和剪辑都要求你面对材料的阻力:一块食材不能无限延展,一格胶片也不能同时占据两个位置。顺序、温度、比例和重复会改变最终经验。电影因此不再只是影像艺术,而是关于材料如何被组织、时间如何被切开的实践。
他的「去专门化」也带着危险。一个艺术家可以因为跨学科而打开更多感官,也可能把任何兴趣都纳入自己的宏大理论。库贝尔卡的好处在于,他的电影足够短、足够硬,始终能把这些理论拉回一阵刺眼的闪光和一段不舒服的噪音里。

先锋艺术家也会建立机构

1964 年,库贝尔卡与 Peter Konlechner 共同创办奥地利电影博物馆,两人担任馆长直到 2001 年。1970 年,他又参与创建纽约 Anthology Film Archives,并参与「Essential Cinema」片目遴选。2
这段经历纠正了一个很浪漫的误会:先锋艺术家并不一定要站在机构外面。库贝尔卡一方面把电影拆成不能再拆的光和声,另一方面参与保存、放映、编目和教育。电影进入档案馆后,仍然可以保持刺耳;机构也不是天然的反面,它决定哪些作品能被反复看见,当然也会决定哪些作品继续消失。
库贝尔卡的历史位置,恰好在这两个动作之间。他让电影暴露自己的物质结构,也参与搭建让这种电影得以流通的制度。今天再看《Arnulf Rainer》,真正需要追问的不是它是否「难懂」,而是我们是否愿意让一部作品暂时取消故事、人物和解释,只用几格黑白与一段噪音来占用自己的身体。

从哪里进入库贝尔卡

库贝尔卡没有把电影变成一扇通往别处的窗。他把窗拆成玻璃、黑暗、反光和观看者的眼睛,然后让这些东西在每一秒里重新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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