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组全是「5」的数据,易卜生一百四十年前就写过它的结局

退学博士耿洪伟用统计学数据,在36天内接连掀翻五位985/211高校顶尖学者的《自然》系列论文。同济大学已通报免职处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易卜生1882年写下《人民公敌》时,斯多克曼医生就是第一个在市民大会上被孤立的那个人。鲁迅在「铁屋子」里选择呐喊,并非因为确信有用。今天发生的事,和这两部作品说的是同一件事:在一个习惯了谎言的系统里,一个说出真相的人,会遇到什么。

一个退学博士和一个被全镇人宣判为「人民公敌」的医生,说的是同一件事。

末位全是 5

2026 年 4 月,一个叫耿洪伟的人,打开了一篇发表在《自然》(Nature)主刊上的论文。1
他是 B 站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北航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念到第五年退学了。那天他只是在看一篇朋友发来的帖子,说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的论文有问题。他打开下载,把里面的数据逐列比对。
越比越不对。
一组 70 个百分比数据,有 51 个末位数字是 0 或 5。统计学上,假设数据是真实测量所得,末位数字应当随机分布在 0 到 9 之间,每个数字出现的概率约为十分之一。出现 51/70 落在 0 和 5 上,概率约是亿分之一。他接着检查另一个表格:末位不是 4 就是 5。再看一个:末位 5 出现了 212 次,出现第二多的 6 只有 16 次。
还有更直白的:第 4 列数据加上 0.3,正好等于第 3 列数据——整列,分毫不差。2
耿洪伟把这些发成了视频。那篇论文,是作者动用了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国家科研经费做出来的成果,发在世界最顶级的科学期刊上,通过了同行评审,帮作者在学术体制内拿到了院长职务、「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称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头衔。
这件事在 4 月份爆了。然后是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中山大学肿瘤中心副主任、上海大学转化医学院院长……36 天里,他接连掀翻五位顶尖学者发表在《自然》正刊及子刊上的论文。截至 5 月 19 日,他积累了超过 300 万粉丝,视频播放量破亿,被人称为「学术大地震」。3
5 月 6 日,同济大学通报:王平被免去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取消 24 个月内所有评聘晋升资格;论文第一作者金佳丽,解除聘用关系。

「帽子」让谎言变得廉价

想弄清楚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得先理解一个词:帽子。
在中国学术圈,「帽子」是人才头衔的俗称——「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杰青)、「长江学者」、「千人计划」、院士。帽子的功能,远不止于荣誉。它连接着:优先申报科研经费、实验室资源分配、学院管理职务、研究生招生名额、论文在顶刊的录用通道。
在学术评价体系高度依赖头衔的生态里,发表一篇顶刊论文,可以换来帽子;有了帽子,发表下一篇顶刊论文就会更容易——因为编辑和审稿人认你的名字,因为你手下的学生会帮你做任何数据。耿洪伟描述过他所观察到的生态:「很多教授基本不进实验室,也没履行监督职责。」4
造假为什么敢这么粗糙?他有一句话说到了根上:「编造者甚至没有花心思和时间去做一组随机数据,而是完全随心所欲地人为乱填。如果用心去编,其实我是看不出来的。」
造假者不认为有人会认真看。这个假设,在系统内部曾经是成立的——同一篇论文在 2025 年 6 月就有网友质疑过,当时通过「图片更正」草草了事,数据问题原封不动。同行评议里流淌着人情,「大咖光环」让问题论文一路绿灯。
系统自我维持了很多年,直到一个不在系统里的人用基础统计学戳了一下。

斯多克曼医生,1882 年

易卜生写过这个故事。1882 年,他的戏剧《人民公敌》在丹麦首演。5
主角托马斯·斯多克曼是一个小镇浴场的医生。浴场是小镇的经济命脉,也是斯多克曼任职的地方。某天,他发现浴场的水被附近工厂的废水污染了,如果不加整治,会让大批来疗养的游客染上肠伤寒。他兴冲冲地写了一份报告,准备在市民大会上公开,让大家知道真相,让工厂停业整改。
事情随后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镇上的名人、他哥哥(兼镇长)、报纸主编,一个个走来告诉他:你最好别说。整改浴场要停业两年,镇上的经济要垮,你自己也要丢掉工作。镇长最后说了一句话,意思大致是:「你认为真相最重要,但真相并不是最有用的东西。」
斯多克曼坚持上了市民大会。他发表了讲话,没有人听进去。民众投票,以压倒多数宣布他是「人民公敌」。他被孤立、被砸碎窗户、被撵出住所,女儿在学校受到歧视,儿子被学校开除。
易卜生在这个故事里想说的,不是「说真话就会受苦」这么简单的道理。斯多克曼最终并没有被击垮——但他的处境揭示了一件更复杂的事:一个系统最难承受的,不是外部的攻击,而是内部的真相。 因为真相一旦被承认,系统就必须改变;而改变,意味着所有人都得付出代价。小镇的每个人心里都隐约知道浴场的水有问题,但没有人愿意第一个说出来,因为代价太大。斯多克曼说出来了,于是他们把他变成了「公敌」,问题的代价就这样被转嫁到了他一个人身上。
耿洪伟在视频爆火后,也接到了涉事论文当事人打来的电话,请求他删稿撤稿、平息争议。他说:「没有办法。」3
1882 年的斯多克曼,和 2026 年的耿洪伟,接到的是同一通电话。

鲁迅在铁屋子里

历史感浓厚的大学礼堂——木质排椅,聚光灯投向空旷舞台
Ruby Diamond 音乐厅,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6
鲁迅写过另一个版本。
1922 年,《呐喊》初版,他在自序里写了一段话,字数不多,却是中国现代文学里最被引用的段落之一。他说,他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钱玄同讨论他弃医从文的事,钱玄同问他:你写了那么多,有什么用?
鲁迅没有反驳,他说了一个假设:铁屋子。「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7
钱玄同的回答是:「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没有被说服,但他选择了继续呐喊——不是因为他确信铁屋会被砸破,而是因为他承受不了那个「万一」。如果有希望,他不能保持沉默。
这和斯多克曼的选择不一样。斯多克曼是一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他相信理性和真相最终会胜利;鲁迅是一个承认悲观可能成真、却仍然呐喊的人——这是一种更沉重的处境,因为代价是清醒的。
耿洪伟在退学之前写过一段话,他说自己热爱科研,但「我爱的科研是真正意义上的科研,但现实的科研只是为了发文章,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几乎没有什么用处。我于心有愧。」3
「于心有愧」是关键词。他退出,不是因为无所谓;他退出,然后转身打假,是因为他不能对那个「我」保持沉默。
他们三个人——斯多克曼、鲁迅和耿洪伟,都是从不同方向走到了同一个问题前面:当一个系统把谎言内化为运转规则时,一个承受不了「于心有愧」的人,会做什么?
斯多克曼最后说了一句话,是剧本里最常被引用的:「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是最孤独的人。」
易卜生写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没想到会有人把它当作安慰。但斯多克曼说它时,语气里有一种钉子的硬度。那不是悲叹,那是一个人在确认:他不需要众数的支持来判断什么是真实的。

今日推荐书目
易卜生《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1882)
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的经典戏剧。一位镇上浴场的医生发现水源污染,坚持公开真相,却被整个小镇——包括他的家人——联合宣布为「人民公敌」。易卜生在剧本里探讨的核心不是对错,而是:当真相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冲突时,一个社会会怎样处理说出真相的人。普遍认为这部剧直指民主制度下「多数暴政」的困境,是现代戏剧史上对个人良知与集体利益关系最犀利的审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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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呐喊》(1923 年初版)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文本之一。鲁迅弃医从文,在「铁屋子」的比喻里说清楚了他为什么还是要呐喊——不是因为确信有用,而是因为不能承受「于心有愧」。《自序》与《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等并列其中,是理解「说真话在中国文化语境里意味着什么」最直接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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