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南非来：马斯克自述（第一期）

今年一月，我在达沃斯的台上对着全球数百名商界领袖说，我们正走向「未来的惊人丰富」——AI 和机器人将接管人类的体力劳动，政府应该向每个人发「全民高收入」支票来应对1。

台下很多人鼓掌。也有人皱眉。

我没办法不想起，在五十多年前那个南非的夜晚，一个瘦小的男孩蜷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翻书，把整套《不列颠百科全书》当小说读，脑子里装的也是类似的问题：人类究竟能变成什么？宇宙有多大？有没有谁，能把所有的答案都找到？

那个男孩就是我。他还不知道自己后来会卖掉第一款游戏、移民加拿大、然后用两家濒临破产的公司同时赌上所有家当。他当时只知道，比勒陀利亚太小了，小到装不下他脑子里的东西。

比勒陀利亚（Pretoria）每年春天都会变成紫色。满城的蓝花楹开花，整条街道像被谁泼了一桶颜料，漂亮得有点不真实。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1971年6月28日，我出生在这座城市。2

父亲埃罗尔·马斯克（Errol Musk）是工程师，懂得如何让机器运转，但他不太懂如何让一个家庭运转。母亲梅耶（Maye Musk）是营养师和模特，美丽而坚韧，是那种你能感觉到她永远不会被压垮的女性。他们两个人都很聪明，只是不适合在一起。

我小时候觉得自己哪里不对劲。

不是坏的那种不对劲。是……格格不入。同学们聊球队、聊电视节目，我脑子里转的是：为什么火箭要去火星？电脑是怎么运作的？如果人类灭绝了，文明能不能在另一个星球重建？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没什么奇怪的。在那个年纪，我没想到它们是反常的——我以为所有人都这样想问题。

后来我才明白：不是所有人。

我经常一个人坐在图书馆里，或者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我读完了学校图书馆所有能找到的书，然后开始读公共图书馆的存货。《不列颠百科全书》从头到尾翻了一遍——不是为了考试，就是因为好奇。托尔金的《魔戒》读了又读，后来读到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基地》系列，某种东西在我心里定形了：文明的传承是可以被设计的，人类命运是可以被工程化干预的。3

这不是一个少年的幻想。这是一种信仰。

九岁。父母离婚了。

这在当时的我看来，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系统错误」。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有些事情不能被优化，不能被修复，就是这样。

我选择和父亲一起住——这个决定后来我后悔过很多次。4不是因为他对我不好，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聪明的人有时候会用他的聪明来伤害周围的人，不是故意的，但结果一样。那几年的生活，是我迄今为止不太愿意细说的部分。我只能说：它让我习惯了孤独，也让我习惯了靠自己解决问题。

在学校，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是那种会被欺负的孩子——身材瘦小，爱反驳老师，喜欢引用书上的内容来表达观点。这对同龄人来说是一种挑衅。有一次，一群男孩把我打倒，踢了我很久，后来我在医院住了几天才恢复过来。5

这不是少年小说里的「逆袭时刻」。现实中它很平淡，而且在一段时间里一直在重复。我没有用什么反击击败霸凌者——我找到了一件他们无法触碰的事情：代码。

大约十岁，我得到了一台 Commodore VIC-20 家用电脑。6

说明书上附了一本 BASIC 编程教程，大概要花三个月学完。我用了三天。

不是我特别聪明。是因为我太想弄懂它了。编程对我来说不是一门技能，它是一门语言：可以直接和机器对话，精确，不歧义，没有社交场合里那些令人疲惫的潜规则。你输入的是什么，机器执行的就是什么。这种确定性让我着迷。

十二岁，我写出了一款叫 Blastar 的太空射击小游戏。规则很简单：玩家驾驶飞船，摧毁携带了危险炸弹的外星货轮，一边躲避来袭的氢弹。7我把代码和游戏介绍投给了南非的一家电脑杂志《PC and Office Technology》，他们接受了，并给了我五百美元。

五百美元。

我父亲当时的月薪大概是这个的三四倍，但我那时心里想的不是「我赚到钱了」，而是「有人愿意为我写的东西付钱」。这两件事看起来类似，但在心理上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是结果，后者是证明。那是人生里第一次，有外人告诉我，我的想法值钱。

青少年时期，我花了大量时间想一个问题：什么事情对人类最重要？

这听起来很装。但我是认真的。

我不想做一个只是「过得不错」的人。如果用物理学的语言来描述人生，大多数人活在一个极低能量态：够舒适，但没有推动任何东西向前。我不想那样。

那时候我读到了《银河系漫游指南》，作者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写到：地球上的人努力寻找宇宙的终极问题的答案，结果发现答案是「42」，但他们不知道问题是什么。8这个段子让我笑了一会儿，然后让我想了很久：什么才是正确的问题？

我觉得有两个：怎么让人类文明不灭绝？我们能不能成为多星球物种？

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南非脑子里转的问题。那时候没有人会认真对待这件事。

南非是一个挺复杂的地方。1989年我快要成年时，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还没有正式结束，社会里有一种弥漫的压抑感，你能感觉到一些东西被强行维持着，快撑不住了。9对我来说，除了社会环境，还有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南非的义务兵役制度。所有成年男性都要服兵役，而当时政府的军队主要是用来镇压黑人的。我不想成为那个体制的一部分。

还有一件事，也许是最根本的一件事：南非根本没有条件实现我想做的事情。没有技术产业，没有创投生态，没有可以让一个想改变世界的人起步的土壤。

我需要离开。

1989年，我17岁，拿到了去加拿大的机票。2

母亲梅耶有加拿大国籍，这是我离开的合法路径。我没有告诉太多人，没有什么盛大的告别，就是某天早上拎着行李去了机场。

有人问过我，离开南非的时候有没有伤感。我想了一下，答案是：没有特别多。我当时脑子里全是「接下来要去哪里、要做什么」，而不是「我失去了什么」。这大概是我性格里一直有的东西——向前看，不向后看，不在已经发生的事上花太多时间。

但事隔多年，当我偶尔想起比勒陀利亚的蓝花楹、图书馆书架的气味，还有第一次看到代码运行时那种接近震撼的感觉，我会意识到：那些年不是在浪费时间。

孤独教会了我自力更生。被霸凌教会了我什么东西值得坚持。读书教会了我，现实的边界比大多数人以为的要宽得多。第一笔五百美元告诉我，想法可以换成钱——更重要的是，想法可以被人认可。

那个在比勒陀利亚图书馆里翻《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男孩，不知道自己以后会坐在达沃斯的台上对全球领袖谈未来。但他知道一件事：这个世界需要被推着走，而他是那种愿意去推的人。

下一期预告：1989 年抵达加拿大后，我在农场打工、睡沙发、挖锅炉，一边攒钱一边等待。这是移民生活里没人会告诉你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