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下颌，两个行李箱：1970年伊士达尔山谷里那个没有名字的女人

1970 年 11 月 29 日是星期天。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女儿，10 岁和 12 岁，走进卑尔根乌尔里肯山北坡的伊士达尔山谷。当地人把这山谷叫“死亡谷”：中世纪有人在这里自杀，1960 年代有登山者在雾里失足坠亡1。父女三人在一堆石头之间，看见一具女人的遗体。

遗体仰面躺着，头朝山谷的方向，正面从脸到大部分头发都被烧过，背面却是完好的1。最早到现场的警官之一卡尔·哈尔沃·奥斯（Carl Halvor Aas）多年后对 BBC 说，他记得现场“一股烧焦的皮肉味”1。

警察在现场记下的东西里，第一处不对的地方是它们的位置。首饰和一块手表摆在她旁边，没有戴在身上1。法医调查员托尔莫德·伯内斯（Tormod Bønes）对 BBC 说，这些东西围着她摆放的方式“像某种仪式”1。

现场还有一把坏掉的伞、几个瓶子、橡胶靴和尼龙丝袜的残片。她穿了很多件合成面料的衣服，全都烧得很重1。衣服的生产标签被剪掉，瓶子上的字样被磨掉，警察在现场没有找到任何能说明她身份的东西1。那块手表停在十点十分，而且看起来几乎没有被使用过2。

尸检在卑尔根大学的加德斯研究所（Gades Institutt）完成。法医给出的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加上大剂量苯巴比妥——一种巴比妥类安眠药——造成的失去行动能力1。她胃里有 50 到 70 片 Fenemal 牌安眠药，药片还没有完全吸收1。

另外两处发现，和“自杀”这个结论对不上。她的肺里有烟灰，说明火在她身上烧起来的时候，她还在呼吸1。她颈部右侧有一处淤痕，法医找不到解释，可能来自一次摔倒，也可能来自一次击打1。

毒理报告在 1971 年 1 月 2 日交上来，里面有一个细节后来一直被人提起：她吃的是粉色药片，而挪威卖的 Fenemal 是白色的，粉色版本当时只在英格兰出售2。从卑尔根市中心步行到发现遗体的地方大约要两个小时，她大概在走进山谷之前就吞下了第一批药2。

遗体被发现三天后，警方在卑尔根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找到两个行李箱。寄存租期到期，柜子被打开，里面的东西交到了警察手上2。第一处关联落在眼镜上：一副镜片上的部分指纹，和遗体的指纹一致1。

箱子里有衣服，标签同样被剪掉；还有几顶假发、化妆品、一把梳子和一把发刷、几把茶匙、地图和时刻表1。钱不多，币种很杂：挪威克朗，以及德国、比利时、英国、瑞士的钱币1。一管湿疹药膏上的处方标签被刮掉，医生和病人的名字都看不见了1。

警方顺着化妆品的包装查到了巴黎的老佛爷百货等几家商店，写信去问，没有一家认得出这些包装1。真正把线索接上的是箱底一张斯塔万格鞋店的塑料袋。店主的儿子罗尔夫·勒特维特（Rolf Rørtvedt）记得卖过一双橡胶靴给一个穿着讲究、深色头发的女人，那双靴子和山谷里发现的靴子吻合；顺着这条线，警方追到斯塔万格的圣斯维通酒店，她在那里的登记名是 Fenella Lorch1。这个名字是假的。

她在挪威和欧洲至少用过八个名字、八本假护照。比利时方面查过之后确认，她拿来登记的那八个比利时身份全部不存在，连她写的地址也没有2。酒店入住要出示护照、填登记表，这些表格成了她的行程记录。

表格之外还有一次：1970 年 10 月底她在巴黎住过两家酒店，用的名字是 Vera Schlosseneck2。同年 4 月 1 日下午，她在斯塔万格买了一张去巴塞尔的火车票2。

见过她的人给她留下了一副样子：个子不高，略微丰满，棕色眼睛，中等长度的深棕色头发；她总是穿得很好，妆很浓，肤色偏深，有人猜她来自中东，有人猜是东南欧2。所有见过她的人都提到两件事：她英语很差，两颗上门牙之间有明显的缝隙2。斯塔万格那个卖靴子的售货员记住了她身上的味道，他认为那是蒜味2。

她自己写的字比目击者的描述更说明问题。表格要填德语，她的德语生硬，还留下两处破绽：在“旅行目的”一栏，她写过 Fremdenverkehr（旅游），也写过 Berufverkehr——把一个表示“上下班高峰交通”的词拼错了；在“护照签发机关”一栏，她写的是“Brüssel Kreisleitung”（布鲁塞尔区办公处），这个说法只在纳粹占领时期用过2。她的笔迹后来由挪威情报部门的一位专家分析过，结论是她大概在法国或某个法语区上的学2。

行李箱里那本笔记写的是另一种文字。警方把它读通了：那是她自己的行程表，字母是地名缩写，数字是日期——“O22 O28 P”指 10 月 22 日到 28 日在巴黎，“O29PS”指 10 月 29 日从巴黎去斯塔万格1。

“23 N”大概是 11 月 23 日。那天她从 Hordaheimen 酒店退房，叫了一辆出租车，随后大概去了火车站，把两个行李箱存进寄存柜2。六天后，她的遗体在伊士达尔山谷里被发现。在她死前的几天，有三名目击者说看见她和同一个陌生男人见面，那几次见面都很冷：一次两人在餐厅一起吃饭，一句话也没说；另一次酒店员工进房间打扫，发现男人坐在椅子上，两人同样一句话也没说2。

发现遗体三个多星期后，1970 年 12 月 22 日，负责这起案子的奥斯卡尔·霍德内斯（Oskar Hordnes）召开记者会宣布结案。会上有记者问有没有间谍活动的证据，他说可以完全排除；有人问这是不是谋杀，他也否认了，把话头指向自杀2。他同时承认，毒理报告和尸检报告还没有拿到——这两份报告分别在 1971 年 1 月 2 日和 1 月 7 日才交上来2。

后来的报告和那个结论对不上。当年参与办案的奥斯对 BBC 说，警察内部也谈过这件事，“据我记忆，很少有人认为这是自杀”1。她死在这样一个地方，用的又是这样一种方式，都让他觉得奇怪1。

从这一天起，挪威的档案里没有一桩在办的谋杀案，只有一具身份不明的遗体。

1971 年 2 月 5 日，她在默伦达尔公墓下葬。警方从她填表时用的圣徒名字推测她信天主教，按天主教仪式办了葬礼；到场的是卑尔根警局的人，棺木上放着丁香和郁金香，神父为“这个在异国下葬、没有家人在场的无名女人”主持了简单的仪式2。墓前没有立碑，因为没有人知道该刻什么名字。棺材用的是锌，锌不会腐烂，将来如果确认了她的身份，遗骨可以起出来运回她的国家2。葬礼被拍成照片留档，等着亲属来认1。

从她身上留下来的，只有几样东西。尸检时，法医取下了她的下颌和牙齿，因为牙是她身上唯一还能说出一点来历的部分：她有 14 颗牙做过根管治疗，几颗臼齿装了金冠，这种修复方式按当时斯堪的纳维亚的牙医习惯看不到，更像远东、中南欧或南美的做法3。除了这副下颌，法医还留下她肺、心、肾上腺和卵巢的组织样本，做成切片和石蜡块，存进豪克兰大学医院1。

警方把她的描述、画像和指纹发给多国警察机关，并通过国际刑警通报，没有一家能认出她1。没有亲属来认，也没有任何地方报过这样一个人失踪3。身份比对要从对上一份记录开始。她这一边是空的。

还有一条路当年没有走完。她在巴黎住过两家酒店，行李箱里有一个日内瓦 Hotel Régina 的针线包，卑尔根警方原本打算去巴黎和日内瓦查她的行踪。据几名当年的办案人员或他们的子女在 BBC 播客里说，这趟行程被挪威情报部门拦下了2。

2016 年，挪威广播公司 NRK 的记者开始重新追问这起案子，他们的问题之一是：那副下颌还在吗？接手案卷的法医英格·莫里尔（Inge Morild）此前被告知，下颌“因为有味道被扔掉了”。NRK 问过之后，他在豪克兰大学医院的地下档案室里把它找了出来1。

靠这副下颌上的三颗牙，挪威刑事调查局（Kripos）和卑尔根大学做了挪威警方第一次牙齿同位素分析。牙齿珐琅里的氧和锶来自她长牙那几年喝的水和吃的东西，分析这些元素可以反推她在哪个地区长大4。结果把她的童年指向纽伦堡一带，少年时期移到了德法边境5。

真正走得远的是那批组织样本。法医从石蜡块里提取出她的 DNA，2016 年底拿到一份扩展图谱，显示她是欧洲血统1。2017 年，国际刑警发出新的“黑色通报”——专门用来查找身份不明遗体的一类通报——把她的 DNA 图谱和画像发给各国警方，请对方在自己的数据库里查有没有匹配1。

2019 年，BBC 世界服务和 NRK 把调查做成播客《死亡之谷》（Death in Ice Valley），听众提供的新线索把年龄估计修正到 36 至 44 岁；美国 DNA Doe Project 的遗传学家科琳·菲茨帕特里克（Colleen Fitzpatrick）提出，可以用家族基因谱系检索来认她——那是美国在“金州杀手”案里用过的方法：不指望凶手本人入库，靠远亲的 DNA 把家族树建起来，再落到一个人5。

2023 年 6 月，瑞士《新苏黎世报》（NZZ）发表了一份调查。一名专业事实核查员做了一百多页的备忘，把她 1970 年 6 月在巴黎的停留与日内瓦银行家弗朗索瓦·热努（François Genoud）的行程对上了：热努资助巴勒斯坦武装，1969 年在贝鲁特见过瓦迪·哈达德，而她笔记里的“J22 P J3”记的是 6 月 22 日到 7 月 3 日在巴黎，热努那几天也在巴黎2。那次调查还提到，当年卑尔根警方里的几个人觉得自己的调查被上级拖慢甚至挡下2。这些线索到今天没有一条被证实。

挪威刑法对最重刑期为 21 年的罪行规定的追诉期是 25 年6。但这起死亡从来没有作为谋杀立案：1970 年 12 月 22 日结案时，档案里的结论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死亡，可能是自杀2。今天不存在一桩在追的刑事案件，警方要做的是另一件事——确认她是谁。

西警区法医负责人尼尔斯·雅尔勒·约沃格（Nils Jarle Gjøvåg）对 BBC 解释过为什么值得追：世界上某个地方，也许有亲属在想她去了哪里；警方尽力确认每一具身份不明的遗体，好让亲属得到一个答案1。

能用的材料其实很齐：DNA 图谱在，组织样本在，下颌在，两个行李箱在，墓还在原处，锌棺没有动过。挡在上面的是一条规则。她的 DNA 只与国际刑警的数据库比对过，没有命中；挪威近年启动了一个把商业基因数据用于家族检索的试点，只覆盖少数几起未破案，她的案子不在名单上。把 DNA 数据交给私人公司做家族检索，在挪威和其他欧洲国家都有伦理和法律上的反对意见2。

笔记最后一行那句“M L 23 N M M”没有被读出来。11 月 23 日之后那六天里发生了什么，1930 年前后出生在纽伦堡一带的这名女人是谁，叫什么——到目前，没有任何一方给出过一个被证实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