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 31：郭桓案，六部堂官换了一整排

洪武十八年三月己丑，户部侍郎郭桓坐盗官粮诛——这是《明史·太祖本纪》给这一案的判决原文1。

案子起于御史余敏、丁廷举的告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与户部侍郎郭桓共同舞弊、盗卖官粮2。《明史·刑法志》把这件事的起点写成一个字——疑：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3。

《明史》没有为郭桓立传。能核到的，只有《七卿年表》里他最后三级台阶：洪武十七年五月以「试」的身份署理户部尚书，十八年正月降回户部侍郎，三月获罪被诛4。同一年里，六部的堂官换了一整排。

查出来的亏空分两处。应天、镇江等五府官田的夏税秋粮一粒没有入仓；浙西应收秋粮四百五十万石，入仓与折钞合起来只有二百六十万石，其余一百九十万石被私分，另有收受浙西等府贿赂五十万贯5。《大诰》所开的罪状里还有一串杂费名目——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之类，以及往粮食豆类里掺水增重、坏粮后埋入地下销赃2。

赃有多少，两本书给的是两个数。《明史》记「赃七百万」，单位是石3；《大诰》折算出的总数是二千四百余万石，朱元璋自称「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2。

判罚落在整排人身上。《明史》记「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3。《七卿年表》里，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至德都在三月获罪，四月轮到吏部尚书余熂，六月兵部尚书温祥卿被降为主事4。

追赃是另一场风暴。《明史》记「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3。大名府开州州判刘汝霖明知本州官吏罗从礼处寄存着一万七千贯赃款，却发下通知，让百姓各家摊派包赔5。

死了多少人，《明史》自己给了两个数：郭桓案「系死者数万人」，胡惟庸、蓝玉两案另记「株连死者且四万」3。今天常听到的「八万」，是把两案合起来说、再拆出来的一个数字，它的传抄链可以一路追到吴晗《朱元璋传》6。而洪武十三年定六部官制时，六部官员总共只有一百零五人；洪武四年吏部奏报的全国府州县官是四千四百九十三员6。

案子收在一个反转上。天下怨气起来，最早告发的御史余敏、丁廷举被人指为逼供成狱；朱元璋于是手诏列出郭桓等人的罪状，并把右审刑吴庸等处极刑，以厌天下心3。《六部赃罪诏》里的说法更直白：审刑司右审刑吴庸等妄指平民，已行凌迟示众2。

同年十月己丑，颁大诰于天下1。《明史》引《大诰》的序：「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罪之。」3

对这一案，《明史》留下了自己的判断：二狱所诛杀已过当3。空印案打的是官场相沿成习的文书惯例，郭桓案打的是天下的钱粮税赋；明初四大案还差最后一场——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1。

画面说明：片中的告发路径示意、五府与浙西数字卡、杂费名目条、掺水坏粮示意、六部堂官换人表、追赃路径示意、明初四大案年表，以及封面，都是本期原创绘制，不是现场影像。史料条是维基文库页面截图，原文属公有领域，来自《明史》卷三与卷九十四。宫城实景是今日地貌、不是明代现场：南京明故宫奉天殿遗址与午门北侧（董辰兴摄于 2012 年，CC BY-SA 4.0，奉天殿遗址、午门北侧）。另两张是公有领域与 CC 授权的藏品照片：明太祖坐像（明人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Wikimedia Commons），明代铜官印（大理市博物馆藏，瑞丽江的河水摄于 2019 年，CC BY-SA 4.0，Wikimedia Commons）。郭桓本人没有可靠可用的传世肖像，片中不为其绘形。

事实说明：本期按《明史》三处互校——卷三给日期与结果，卷九十四给判罚、数字与追赃，卷一百一十一《七卿年表》给六部堂官的任免。三处月份略有出入的地方（本纪记三月己丑、年表把王惠迪与麦至德同样系在三月），片中统一说「十八年三月」。《大诰》全本未见于公开的可靠文本页，片中的大诰罪状、「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与《六部赃罪诏》原文，都转引自维基百科「郭桓案」条目所引的《大诰》《大诰三编》《六部赃罪诏》。郭桓的籍贯与早年履历只见于现代二手叙述且互相矛盾，本期不写；「郭桓案后记账改用大写数字」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但缺少可直接核对的同时代依据，本期也不写。死者人数上，《明史》的两个数字照录，「八万」的来路在片中已经讲清，不为这一案钉一个史书没有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