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y Farrell：自愿使用 Amazon，仍不足以解释科技市场的权力

Henry Farrell 于 2026 年 8 月 13 日在 Programmable Mutter 发表 《No-One Makes You Shop at Amazon》，回应 Noah Smith 对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以及 Farrell 本人相关论述的批评。文章借一场关于 Big Tech 的争论，追问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人们愿意使用某项技术，是否足以说明这项技术带来的市场结果符合用户整体利益？1

Noah Smith 把 Farrell、Acemoglu 和 Johnson 的观点理解为：科技精英靠说服或操纵，让公众接受原本不想要的产品。Smith 于是用另一组事实反驳：人们购买 iPhone、使用 Facebook、在 Amazon 上购物、和 ChatGPT 对话，是因为他们喜欢这些技术。

Farrell 认为，这样的转述换掉了原命题。Acemoglu 和 Johnson 讨论的不是消费者是否会被广告骗去购买产品，而是技术发展的总体方向是否应由少数自选精英决定，以及企业、资本和制度如何把某一条技术路径固定下来。产品有用、用户喜欢它，和产品把用户带入怎样的监控、平台依赖与治理安排，是两组可以同时成立的事实。1

Farrell 借 Tom Slee 的概念，把 Smith 的推理称为 MarketThink：公司成功，说明顾客喜欢它；顾客购买，说明公司带来的结果符合顾客偏好。这个循环把个人获得的即时好处，误当成了所有人共同承受的完整后果。

文章用 Wal-Mart 的思想实验说明这点。一个人可以喜欢低价，也喜欢街区里小店带来的社交关系，因此把大宗采购放到 Wal-Mart 并不矛盾。当所有人都这样做，街区商店可能逐渐消失。每个人的选择都有局部理由，选择叠加后的结果却可能让每个人失去原本也在乎的东西。购买行为能说明某个产品带来收益，不能单独证明用户同意它造成的外部性。1

这也是 Farrell 反复强调的边界：他不是把市场交换一概视为坏事。Amartya Sen 的观点是，笼统反对市场和笼统反对人与人交谈一样奇怪。问题在于，交换经常嵌在资源不对称的关系里；有资源的一方可以改变选择条件，把交换变成对另一方不利的安排。1

用户对平台的选择发生在网络里，而不是一张张互不相干的选票上。Twitter/X、Meta、Amazon、Google、OpenAI 和 Anthropic 的价值，都部分来自其他人也在使用它们。一个用户可能不满意平台如何处理自己的数据，却因为工作机会、客户联系或社交关系都在那里而难以离开。即使其他用户也不满意，任何一个人单独退出的代价仍然可能很高。

Farrell 用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作类比：一个银行或国家可能不喜欢 SWIFT 或美元清算体系被美国政治力量利用，但脱离这些网络的代价取决于其他参与者是否一起离开。技术平台里的用户选择也有类似结构。市场仍在交换商品和服务，用户也可能确实喜欢产品，但网络依赖决定了谁更能承受退出，谁更能设定规则。Farrell 因此把「用户自愿使用」和「用户拥有多大议价能力」拆成两个问题。1

这个区分也改变了对搜索引擎的理解。PageRank 让普通人更容易从互联网中找到信息，这是技术上的真实进步；围绕搜索建立的大规模数据收集与监控，则是另一条商业和政治路径。用户因为前一种便利使用搜索服务，不等于用户单独选择了后一种制度安排。技术的有用性与技术路径中的权力关系可以同时存在。1

Farrell 引用 Rob Reich 讲述的一场硅谷晚宴：创始人、风险投资人和实验室研究者讨论建立一个以科技进步为最高目标的新国家。与会者认为，民主会拖慢科学，治理应交给一位有善意的技术官僚。Farrell 用这段谈话说明，部分科技精英追求的并不只是更好的产品，也包括由自己决定社会应沿哪条技术路径前进的治理方式。1

文章把这个抽象冲突落到数据中心。Farrell 引述 Jasmine Sun 对反对数据中心居民的访谈：硅谷常以为，只要把补偿支票开得更大，社区就会接受建设；居民在意的却是自己是否有发言权，以及企业是否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把某种发展方案强加给他们。补偿金额增加，有时反而会强化「我正在被收买」的感觉。Farrell 由此判断，许多 AI 反弹的对象不是技术完全没有用途，而是少数科技富豪把自己的发展愿景推给所有人。1

Farrell 的结论不是让所有技术选择都通过投票，也不是取消企业家精神。他承认市场的协调能力，认为真正需要讨论的是民主控制与创业活力之间的实际平衡。要判断一项技术带来的结果，至少要把四件事分开看：用户是否愿意使用，用户能否承担退出成本，产品的外部性由谁承担，以及谁有权修改规则和决定下一条发展路径。

文章最后给出的判断是：使用意愿不是制度同意的完整替代物。 个体可以因为产品有用而选择它，网络效应和协调成本却可能把这些选择汇总成用户并不容易改变的集体结果。Farrell 认为，只有把即时收益、平台依赖和规则制定权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里，才不会把科技市场中的权力关系误写成单纯的消费者偏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