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多克：共产党、二十六部小说和一场容得下秘密的婚姻 (2026)

1998 年盛夏，约翰·贝利又带艾丽丝·默多克去牛津郊外的小河游泳。

四十多年前，两个人第一次来这里时，可以自己脱掉衣服跳进水里。现在，默多克患了阿尔茨海默病。贝利要替她脱衣服、带她走到河边，她却坚持穿着袜子下水。贝利劝了几次，最后让步。游船慢慢经过，船上的人看着这对年老夫妻泡在河里。这个场景来自贝利 1998 年发表的回忆录节选，他既是参与者，也是讲述者。1 2

那本回忆录在英国叫 Iris: A Memoir，到美国改名 Elegy for Iris。书出版时，默多克还活着，却已经很难替自己回答。贝利写得温柔，也写得毫不遮掩：妻子如何迷路、发怒、失去语言，自己如何照顾她。书后来感动了许多读者，也让默多克的一些朋友觉得他披露得太多。2 3

贝利保存了那条河，却也让很多人只记得河边的病人。默多克的中段很容易从画面里消失：她当过共产党员，做过战后难民救济，教过十五年哲学，写了二十六部小说；她有一群后来改变了道德哲学的女性朋友，还有几段当事人各执一词的关系。

“完美三位一体”里的独生女

珍·艾丽丝·默多克 1919 年 7 月 15 日出生在都柏林。父亲威尔斯·约翰·休斯·默多克是公务员，母亲艾琳·艾丽丝·理查森学过声乐。默多克一岁前后，全家搬到伦敦。她是独生女，后来把父母和自己称为一个“完美的三位一体”。4 5

父母相识的故事很像默多克小说里一段过分周到的开场。默多克在访谈中说，父亲一战期间驻扎在都柏林附近，休假时坐电车去教堂，遇见了同路去唱诗班的母亲。两个人结婚，父亲随后把新家庭带到伦敦。身为独生女，默多克小时候给自己虚构过兄弟和姐妹；她还注意到，自己的早期小说里总有成双的人物。6 7

这段童年后来多了一层距离。默多克说，自己长成了伦敦人，却渐渐觉得一家三口像漂泊者，自己也是“某种流亡者”。这是她晚年给家庭经历加上的回望；“离开原处的人”后来反复出现在她的工作和小说里，两者之间的成因仍由读者判断。6

1932 年，默多克到布里斯托的 Badminton School 寄宿。学校带着鲜明的左翼气氛，也重视古典语言和写作。她做过学生领袖，编辑过学生诗选；学校档案还记着一件很有默多克味道的事：1937 年，她说服诗人 W. H. 奥登替诗选写前言。8 9

1938 年，默多克凭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她先读英文，后来转到包括古代史和古代哲学的 Greats，1942 年以一等成绩毕业。牛津给了她柏拉图和古典学，也给了她政治热情、朋友和一串马上要被战争打断的计划。10

入党、炸弹和需要先喂饱的人

默多克在 1990 年的访谈里说，自己大约在 1939 年短暂加入英国共产党。西班牙内战刚结束，欧洲政治越来越像一道必须选边的题。她和许多同代学生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很快消除贫困和冲突。后来，她说自己“很快失去了这些乐观幻想”，便离开了党。不同传记对离党年份写法不一，现有材料只够把这段党龄放在本科和战争前后。7 11

毕业考试结束十天后，默多克进入英国财政部做助理主事。传记作者彼得·康拉迪记载，空袭来临时，她有时躲在浴缸里听外面的炸弹。她原本想继续读书、教哲学，战争先把她放进了政府办公室。4 10

1944 年，默多克加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她先在英国工作，后来去了比利时和奥地利，登记、安置和照料南斯拉夫人、波兰人等流离失所者。她在访谈中把这段经历说得很直接：社会已经彻底崩溃，工作像在前线，很多时候只是忙着把人喂饱。她在联合国服务期间留下的文件，如今存放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6 12

救济工作也给哲学开了一扇侧门。默多克在布鲁塞尔一家书店读到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随后开始认真研究存在主义。1953 年，她出版 Sartre: Romantic Rationalist，这是英语世界很早的一部萨特专论。难民、战争和萨特在时间上紧挨着；默多克后来的哲学仍有自己的论证。把三者直接串成因果，会省掉她真正做过的思考。4 13

战争还打乱了她的私人生活。康拉迪在讣告中写到两段早年关系：默多克爱过诗人弗兰克·汤普森，汤普森 1944 年在保加利亚被处决；她后来与流亡诗人和人类学家弗朗茨·施泰纳订婚，施泰纳 1952 年因心脏病去世。这里留下的可靠范围，是关系、死亡和默多克继续写信的事实。至于这些损失怎样进入她的每一部小说，传记作者和读者有各自的解释。4

美国挡住了她，剑桥留下维特根斯坦的影子

1946 年，默多克拿到去美国瓦萨学院继续学习的奖学金，美国却因她曾加入共产党而拒发签证。1990 年，她回忆说，伯特兰·罗素和美国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都曾出面，拒签结果依旧。她后来每次赴美都要另外申请豁免。这个细节来自默多克本人多年后的叙述；奖学金名称则有她的访谈和美国美学学会悼文互相支持。7 13

赴美计划落空后，她在 1947 年转到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拿着 Sarah Smithson 奖学金读了一年哲学研究生。后来的简介常把她写成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各家材料口径却相反：《纽约时报》讣告用了“与维特根斯坦一起工作”的说法，美国美学学会的悼文则否认存在正式师承关系。公开材料能确认的范围，是默多克深受维特根斯坦影响；她也很快对当时占上风的语言哲学感到不满。5 13 14

默多克在牛津结识的三位女性哲学家，后来与她一起被合称为“战时四重奏”：伊丽莎白·安斯康姆、菲利帕·富特和玛丽·米奇利。男性教师和学生大批参战后，这几位女性获得了比平时更多的发言空间。她们都反感一种过于干净的道德哲学：人仿佛只在孤立的时刻做选择，人的性格、欲望、注意力和具体关系都被收走了。四个人的答案差别很大，她们的共同点主要是一份不满。14 15

谢丽尔·米萨克在《哲学家杂志》回顾这群人时，引过默多克对吉尔伯特·赖尔式哲学世界的抱怨：那里的人打板球、烤蛋糕、做简单决定，却很少犯罪、恋爱、祈祷或加入政党。默多克认识的世界显然装着后面那一串。16

先把整部小说装进脑子

1948 年，默多克回到牛津，成为圣安妮学院的研究员和导师。她教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一教就是十五年。1953 年的萨特研究是她的第一本书，1954 年的 Under the Net 是第一部小说。此后四十多年里，她一面继续做哲学，一面稳定地写小说；到 1995 年，她一共出版了二十六部。10 13

她写小说的方法相当费脑子。默多克会先用几个月把人物、情节和对话在脑中安排妥当，真正落笔时再用手写出全稿。她始终手写，避开打字机和后来的电脑；稿子写完后直接交给出版社。贝利通常要等到全书完成才能读到。小说看起来满是偶遇、误会、情欲和失控，作者本人却先把迷宫修好了。4 7

哲学里的默多克也在处理“人怎样看错别人”。《善的主权》有一个著名的小故事：婆婆 M 觉得儿媳 D 粗鲁、轻浮、缺少教养，心里还认定儿子“娶低了”。M 表面上一直待 D 得体，后来却意识到自己的嫉妒和势利，于是认真重看这个人。D 原先显得粗俗，慢慢变成了爽直；原先显得幼稚，慢慢变成了年轻可爱。她的道德变化发生在内心：M 看人的方式已经变了。14

默多克把这种内在工作叫作“注意”。道德生活在她那里持续发生：一个人选什么词，觉得谁可笑，赞赏什么，沉默时怎样想别人，都在塑造这个人。她喜欢西蒙娜·薇依关于注意的思想，也把人的自我称作“肥胖而固执的自我”。学习看清别人，需要一次次把这个自我挪开一点。14

菲利帕·富特后来用一句话说明她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关心道德语言，她关心道德生活。”莎拉·贝克韦尔在《哲学家杂志》引用默多克的另一种说法：任何道德哲学都得能够让人住进去。它要容得下日常生活里真实的身体、关系和偶然。11 17

从台阶上摔下来，像是爱上了 J

1953 年，年轻的英国文学学者约翰·贝利从圣安东尼学院的窗边看见默多克骑自行车经过。他比默多克小六岁。第二天，两人在共同朋友的聚会上正式认识，又一起骑车回家。贝利说自己隔着一段距离便爱上了她；默多克的反应慢一点，写法也更好。1 5

贝利后来从她的练习本里找到一条 1954 年 6 月 3 日的日记：“圣安东尼舞会。从台阶上摔下来，似乎爱上了 J。我们没怎么跳舞。”这段文字由贝利抄录发表，也被《伦敦书评》书评复引。1956 年，两人结婚。1 2

这段婚姻持续了四十三年，两人婚后无子女。朋友常拿他们凌乱的家开玩笑；更引人注意的是，两个人给彼此留了很宽的空间。贝利后来把婚姻写成一种容纳，他知道妻子有其他感情，也接受妻子把一些友谊和爱情留给自己。旁观者把这称为自由主义、开放或纵容，每个词都替当事人多做了一点解释。3 18

埃利亚斯·卡内蒂是最难写清的一段。默多克通过施泰纳认识这位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并把 1956 年的小说 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题献给他。卡内蒂死后的文字、贝利的回忆录和康拉迪的传记都确认两人有亲密关系，却把主动、支配和受伤的位置排得完全不同。卡内蒂把自己写得被动，贝利把他称作默多克的“暴君、支配者和主人”，康拉迪则认为他成了默多克早期小说里那些迷人暴君的原型。三种叙述都带着讲述者自己的利益，适合并排看，最后一句始终悬着。19 20

布里吉德·布罗菲留下的是另一种证据。金斯顿大学档案馆保存了两人从 1950 年代到 1995 年的大量通信，目录把这些信概括为带有强烈情欲色彩。默多克自己的信又不断后退。她有一次写得很硬：“我没有爱上你，也不想爱上你。我恋爱时会发疯。”档案足以证明长期而激烈的关系，也足以看见默多克拒绝对方期待；关系究竟走到哪一步，公开材料仍无定论。21 22

菲利帕·富特与默多克的关系更长。两人 1939 年在牛津认识，战争期间在伦敦合住，后来各自结婚，通信和友谊延续了一生。安妮·奇泽姆读过两人的完整通信，她认为两人在 1960 年代末曾有过一段短暂的身体关系；富特的讣告把时间写得更早。两份来源给出的年份不同，能够确认的是，她们在爱情、友谊和哲学分歧里一直牵挂对方。默多克称富特为“我一生最好的朋友”，富特则说默多克是“我生命中的光”。18 23

离开教职以后，人物越来越多

1963 年，默多克辞去圣安妮学院的正式教职，成为荣誉研究员。机构资料给出的主要原因很简单：她想腾出更多时间写小说。她随后到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兼职授课，每周一天，一直教到 1967 年。康拉迪后来根据日记提出另一层解释：默多克也想躲开一段可能引发丑闻的女性同事关系。这个解释经过书评转述，年份和人物身份仍有分歧；它属于传记判断，和离职事实的证据强度不同。11 13 20

离开全职教学后，她的小说越写越密。《钟》《被砍掉的头》《黑王子》《神圣与世俗的爱情机器》接连把宗教团体、婚姻、师生、朋友和情人塞进同一张网里。人物常以为自己看清了别人，下一次谈话又把整个判断推翻。现实中的关系当然给过她材料，小说却会重排人物、情节和道德问题。把某个虚构角色直接认领给某个情人，往往只会制造另一种误认。7 13

1978 年，默多克凭 The Sea, The Sea 获得布克奖。这是她的第十九部小说，主人公是一位自恋的剧场导演。他退到海边写回忆录，随后把旧日恋人和身边人重新拖进自己的安排。默多克此前已有三部作品进入布克奖短名单；那一年，评委里还有哲学家 A. J. 艾耶。24

荣誉随后越来越正式：她 1976 年获 CBE，1987 年获 DBE，名字前面多了“Dame”。她仍按原来的办法写作，仍在牛津和伦敦之间移动，仍让小说人物彼此迷恋、控制、误解和原谅。她每周常在伦敦住三天，住处是一套只能爬楼梯上去的四楼公寓；她把伦敦叫作自己小说里的另一个主角。10 11

“善”是一种长期练习

小说声名渐盛时，默多克仍在做哲学。1970 年，她把三篇文章结集为《善的主权》；1976 年，她在牛津作罗曼尼斯讲座，第二年扩写成 The Fire and the Sun；1982 年，她在爱丁堡大学讲吉福德讲座，十年后出版 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她把柏拉图、康德、弗洛伊德、萨特、维特根斯坦和西蒙娜·薇依放进同一项长期工作：人怎样从自己的幻想里出来，真正看见另一个人。13 14 25

默多克的“善”离完美表现很远。一个人也许错过了补救伤害的机会，仍可以重新看待受伤的人；一个人也许做了正确动作，心里仍把别人当作布景。M 和 D 的故事把道德活动放进了沉默、想象和注意之中。选择当然还在，选择以前那个长期形成的“我”也在。

这套哲学也会反过来给默多克的关系史添麻烦。她擅长写人怎样把欲望叫作爱，把控制叫作关心，把自己的剧本当成别人的人生。她本人同样在亲密关系里看错、犹豫、后退，也让别人受伤。哲学的真假要靠论证；关系史留下的，是她反复处理“怎样看见别人”这个问题时，身边那些有自己版本的人。

最后一部小说，和贝利笔下的晚年

1995 年，默多克出版最后一部小说 Jackson's Dilemma。写作已经变得异常艰难。她曾告诉来访者，想法刚出现就会永远消失。临床研究记录显示，神经科医生约翰·霍奇斯在进一步评估后诊断她很可能患有阿尔茨海默病；1996 年 11 月，她的简易精神状态检查得分是 20 分，七个月后降到 10 分。病情在 1997 年公开，默多克去世后的脑部病理检查确认了诊断。26 27

研究者后来比较了她早、中、晚期三部小说，发现 Jackson's Dilemma 的词汇多样性明显下降，句法和整体结构的变化却小得多。这个结果提供了一条回顾性线索，也引来同行回应和质疑。文学评价、文本统计、临床检查和死后病理各自回答不同的问题；真正确定疾病的，仍是临床与病理证据。27 28

1998 年，贝利在妻子生前出版回忆录。学者玛丽·麦科尔根、詹姆斯·瓦伦丁和穆娅·唐斯后来研究 1999 年英国报纸对默多克之死的报道，发现许多文章把她的晚年写成“自我消失”的单线故事，照片里也总有丈夫陪在一旁。贝利的照料是真实的一部分，贝利的叙述也成了公众观看她的主要框架。3 29

2001 年的电影《携手人生》进一步固定了这个框架。凯特·温丝莱特扮演热烈的青年默多克，朱迪·丹奇扮演患病的晚年默多克。影评人罗杰·伊伯特说，电影缺了中间部分；彼得·布拉德肖甚至觉得电影应该改名叫“约翰”。一位老年精神病学医生在《英国医学杂志》写道，这部片呈现的是贝利对往事的个人记忆，医学说明和完整传记都在它的范围之外。三个人表达的是评论判断，却都指出了同一个画面问题：默多克最忙碌的几十年又一次退到镜头外。30 31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