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六颗蛀牙、三人同盟与“我是上帝”

1889 年 1 月 6 日，都灵。尼采给巴塞尔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写信，开头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难收拾的位置上：他说，归根结底，自己宁愿做巴塞尔教授，也不愿做上帝；只是他没有把这种“私人自我主义”推到干脆放弃创造世界的程度。信里还出现了几个很不神圣的细节：他住的小房间月租 25 法郎，茶要自己买，杂务要自己处理，靴子裂着口子。署名却是“狄俄尼索斯”或“被钉十字架者”。1

这封信写于尼采精神崩溃后的几天，信里的自我介绍混进了妄想、现实中的人名、神话角色和旧日身份。现实中的政治人物和当时新闻里的人名，也被他写进了同一封信。可笑之处正在这里：一个把自己写成上帝的人，还在惦记教授职位和破靴子。这个反差比“天才疯了”更接近尼采的一生——他的思想总是和身体、房租、朋友、家人以及一封把神话署名寄给朋友的信挤在同一张桌子上。

尼采 1844 年 10 月 15 日出生在普鲁士王国萨克森省的勒肯（Röcken bei Lützen）。这一天也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生日，家人用国王的名字给尼采命名；这件事又连着一段具体的政治背景：那位国王曾任命他的父亲卡尔·路德维希·尼采为当地牧师。父亲是路德宗牧师，尼采不到五岁时，父亲因脑部疾病去世；第二年，两岁的弟弟路德维希·约瑟夫也夭折。1850 年，母亲弗朗齐斯卡带着家人迁到瑙姆堡。2

瑙姆堡的家里住着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位姑母。家人叫他“弗里茨”，一个男孩被五个女人围着照看，他在牧师家族里长大，父亲和弟弟的早逝发生在他童年；他后来接受的教育高度古典、严格，也带着新教学校的纪律。童年经历可以和后来的文字并置，童年经历本身却不足以替我们解释一整套哲学。2

1858 年至 1864 年，尼采在普福塔学校读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西多会修道院，校内还保留着中世纪教堂；它把宗教建筑、古典语言和寄宿学校的日常纪律压在同一处。尼采在那里结识了保罗·多伊森，二人后来都走上学术道路；他还和同学组织音乐文学社“日耳曼尼亚”，靠订阅音乐杂志接触到瓦格纳。少年尼采已经在读荷尔德林、让·保罗和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而音乐始终没有从他的生活里退场。2

1864 年，尼采进入波恩大学学习神学和古典语文学。第二年，跟随古典学家弗里德里希·里奇尔转到莱比锡。他在那里发现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据传记概述，21 岁的尼采是在旧书店偶然拿到这本书的。这个场景很适合被写成命运转弯，但它首先是一件更朴素的事——一个学古典语言的年轻人，在书店找到了一本让自己重新安排世界的书。2

尼采的学术起步快得有些失礼。里奇尔认为自己四十年教学生涯里从未见过这样的学生；莱比锡大学后来依据他的论文和已经发表的研究，免去通常的考试和论文手续，授予他博士学位。1869 年 5 月，24 岁的尼采被聘到瑞士巴塞尔大学教授古典语文学，第二年转为正教授。一个还没有按德国学术规矩走完全部流程的年轻人，先拿到了讲台。3

巴塞尔也给了他两个重要的朋友。历史学家弗朗茨·奥弗贝克和尼采同住了五年，后来成了尼采最可靠的朋友；尼采还旁听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历史课。布克哈特年长许多，奥弗贝克则成了那个在 1889 年收到怪信、最终赶到都灵的人。尼采后来写成“上帝”的那封信，寄给的正是这位他早年在巴塞尔认识的历史学家。2

他也有过一段相当不适合天才传记海报的经历。1867 年，尼采入伍，编入瑙姆堡附近的炮兵骑兵连。1868 年 3 月，他试图跳上马鞍时胸部重伤，伤口长期不愈，只能带病休养，到了当年 10 月才回莱比锡继续学业。两年后，普法战争爆发，他请假去做战地医护兵；护理伤员期间，他感染白喉和痢疾，10 月回到巴塞尔继续任教。24

1872 年，尼采出版《悲剧的诞生》。他把希腊悲剧放进“日神”和“酒神”的张力里，又把音乐、叔本华和瓦格纳放进一套关于文化复兴的叙述。古典学界对这本书普遍冷淡，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写下尖锐批评，指责尼采辱没了普福塔的校誉，还讥讽他身边聚集的应该是“虎豹”，而不是德国青年。据这篇学术概述，这场争论还影响了巴塞尔课堂的人数。23

尼采后来也回头嫌弃这本成名作。1886 年再版时，他给书加上《希腊精神与悲观主义》的副标题，又写了一篇“自我批判的尝试”，把早年的文字形容得可疑、陌生，甚至近乎不可读。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会反复回来的动作：尼采先把某种思想写得很用力，几年后又回头拆自己的台。2

1868 年 11 月，尼采在莱比锡东方学家赫尔曼·布罗克豪斯家中第一次见到理查德·瓦格纳。布罗克豪斯是瓦格纳的姐夫。尼采和瓦格纳都喜欢叔本华，瓦格纳又和尼采去世的父亲同岁，于是这段关系里很快混进了崇拜、父辈影子和艺术理想。2

尼采到巴塞尔任教后，成了卢塞恩附近特里布申别墅的常客。那里住着瓦格纳、科西玛·瓦格纳和他们的家人。尼采后来把和瓦格纳的友谊称作自己人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多年后，他仍把那些共处的日子称为一生最好的时光之一。23

这段友谊在 1876 年拜罗伊特音乐节之后变冷。尼采参与过早期筹备，也出席了首届音乐节；现场的文化氛围却令他失望。瓦格纳越来越多地使用基督教主题；他的民族主义和反犹立场，也和尼采后来采取的立场发生冲突。1878 年初，尼采把《人性的、太人性的》寄给瓦格纳夫妇。这本格言体作品正在远离浪漫主义和瓦格纳式艺术宗教，瓦格纳的《帕西法尔》诗稿则沿着相反方向寄出。尼采后来在《瞧，这个人》里说，两份东西在邮路上“像两把剑在空中相交”。234

“寄书决裂”当然很有戏剧性，思想转折却不能简化成“瓦格纳惹怒了尼采，所以尼采变成了另一个人”。尼采在索伦托和保罗·雷相处时，开始写作《人性的、太人性的》；雷的自然主义道德心理学为他批判传统道德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邻近语境。在这次转向里，健康、职业压力、与瓦格纳的关系变化，以及从浪漫主义走向格言体和世俗化道德分析的写作变化同时出现。传记材料允许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观察，思想转折的成因仍然需要保留复杂性。2

保罗·雷 1873 年认识尼采。1876 年至 1877 年冬天，两人在索伦托同住，雷在那里写自己的《道德感的起源》，尼采也在这段交往中继续思考道德、习惯和文化。几年后，雷在 1882 年 3 月于罗马认识了卢·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并写信把这个年轻的俄国女性介绍给尼采。25

尼采和莎乐美在 1882 年 4 月于罗马相遇。威廉与玛丽学院学者罗伯特·莱文塔尔依据书信和回忆材料，把初见地点细化到圣彼得附近，并认为尼采很快对莎乐美倾心。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则用更克制的表述：这段关系没有发展成恋爱关系。两份材料共同支持的最小事实是：尼采明显被莎乐美吸引，曾向她求婚，婚事没有成功。莱文塔尔整理的书信和回忆材料还写到更细的求婚过程；关于这段关系究竟应当怎样命名，后来的叙述并不一致。25

三人还设想过一种共同学习的生活：雷、莎乐美和尼采保持各自的自由，一起阅读、讨论和工作。这个计划后来常被压缩成一个好玩的“三人同盟”故事，仿佛只要找到一个精确的求婚次数，一切就能解释清楚。现有材料把这项计划的结果交代得更清楚：莎乐美坚持未婚的自由，尼采求婚未成，雷和莎乐美后来一起去了柏林，尼采则越来越孤立。求婚究竟发生过几次、每一次由谁传话，主要依赖莱文塔尔整理的版本，莎乐美晚年回忆中的细节并不完整。35

妹妹伊丽莎白很快进入这场关系。莱文塔尔整理的 1882 年材料显示，伊丽莎白曾给母亲写伪造的信件，借此指控尼采和莎乐美的关系；母亲随后禁止莎乐美进入家门。尼采在 9 月 7 日离开瑙姆堡前往莱比锡，秋天三人还在莱比锡短暂同处，关系却没有恢复。这里可以看到妹妹的敌意和控制欲，动机与心理诊断仍然属于后人的解释，应该把两者分开。5

1882 年末，尼采写给莎乐美的信和草稿出现了明显的情绪摆动。在一封来自圣玛格丽塔的信里，他写道，自己只想要“万里晴空”，其余的一切都愿意硬扛过去；在后来写给雷的草稿中，语气又转为尖刻的责怨。原信和草稿记录了尼采语气从“只想要万里晴空”转为尖刻责怨的变化；这些文字可以让读者看到关系正在恶化，也需要和作品本身分开阅读。56

1879 年 6 月，尼采因偏头痛、视力问题、呕吐等症状恶化，辞去巴塞尔教席。他获得了一笔为期六年的年养老金，每年 3000 瑞士法郎。34 岁时离开稳定职位之后，他在法国、瑞士、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移动，常常在母亲瑙姆堡的家和旅馆、公寓之间切换。24

这段漂泊常被写成浪漫的“自由哲学家生活”，信件里的尼采却更像一个需要不断处理身体故障的人。他长期头痛、恶心，视力也受到困扰；Britannica 把他的状态概述为几乎持续的疼痛。1882 年写给母亲的信里，他说眼睛开始疼，今天写不了太多；他还提到自己从前一年 10 月以来一直牙痛，大约有六颗蛀牙。另一封信的末尾留下了热那亚的具体地址：Battistine 山坡 8 号，内 6 号。哲学在这种生活里出现，旁边往往还放着牙医、药物、房租和下一间住处。26

作品也在这些迁徙中一部部出现。《曙光》发表于 1881 年，《快乐的科学》发表于 1882 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 1883 年至 1885 年间完成，《善恶的彼岸》发表于 1886 年，《论道德的谱系》发表于 1887 年。1888 年，尼采在几个月里密集写出《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瞧，这个人》和《尼采反瓦格纳》。这些书把早期的悲剧文化、对瓦格纳的依恋、对道德心理的怀疑和对现代文化的攻击重新排成了不同的姿势。24

《快乐的科学》里的“上帝死了”出现在第 108、125 和 343 节；“永恒轮回”在第 341 节以思想实验的形式出现。The Philosophers’ Magazine 的一篇文章把这个思想实验放回尼采对机器、习惯和价值的讨论中，提醒读者去看它怎样逼迫一个人面对“同样的生活是否愿意再过一遍”这样的压力。27 这是一种对文本的解释，解释可以帮助我们读作品，解释仍然替代不了尼采在旅馆房间里写作、改稿和忍受疼痛的日常。

1888 年，尼采终于短暂地感觉到自己的名字可能会被人听见。他得知丹麦学者乔治·布兰代斯在哥本哈根大学讲授以他为主题的课程；在给布兰代斯的信里，尼采还说自己从来没有精神疾病的症状。这句话后来被病史讨论引用作尼采的本人自述；它记录的是尼采当时对自己的判断，医学史还要把它和医生记录及后来的研究放在一起阅读。2

1889 年 1 月 3 日，尼采在都灵精神崩溃。从这次崩溃开始，他逐渐失去原有的语言能力，后来完全沉默。之后几天，他写出一批署名“狄俄尼索斯”或“被钉十字架者”的短简：给科西玛·瓦格纳的信里有“阿里阿德涅，我爱你”；给奥弗贝克夫妇的短简里，他宣布已经下令枪毙所有反犹分子；给布克哈特的长信里，他把自己写成上帝，同时又说自己更愿意做巴塞尔教授。短简的具体日期很多由批评版编者推定，因此用“1 月初”比逐封安排成戏剧化的日程更可靠。1

最出名的故事是：尼采在都灵街头看见马车夫鞭打一匹马，冲过去抱住马的脖子，然后倒地。这个故事后来变成了电影、小说和传记的固定入口，直接史料却彼此不一致。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在叙述时特意留下“这一插曲可能只是轶闻”的保留语；2024 年的学术论文进一步追查了传说在后世写作中的增饰，指出“抱马”故事的真实性高度可疑。现有材料更稳妥地留下了三件事：1 月 3 日的崩溃、随后越来越癫狂的短简，以及奥弗贝克赶往都灵。28

尼采崩溃的医学原因也没有一个可以放心盖章的答案。巴塞尔和耶拿的医生曾把他的状况诊断为梅毒感染所致的麻痹；后来的讨论又提出水合氯醛等药物、遗传性脑病、脑膜瘤、进行性精神疾病和 CADASIL 等假说。两篇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词条在强调重点上也有差异：Life and Works 词条并列多种可能；Friedrich Nietzsche 词条则提到右眼后方脑膜瘤的解释。可以确认的是，尼采长期有头痛、视力等身体症状，也服用过多种药物；病因本身仍在医学史争论中。234

都灵之后，尼采先在巴塞尔和耶拿接受治疗。1890 年 3 月，母亲把他接回瑙姆堡，此后七年照料他的生活。回到瑙姆堡后，尼采的语言能力逐步退化，晚年完全沉默。母亲去世后，妹妹伊丽莎白在 1897 年接手照料，也把手稿搬进魏玛的别墅 Villa Silberblick；尼采和手稿从此都在这座宅邸里，别墅也成了尼采档案馆的新址。伊丽莎白接待前来参观这位失能哲学家的人，哥哥的身体、手稿和来访者从此被放进了同一所房子。29

1900 年 8 月 25 日，尼采在魏玛去世，遗体运回勒肯的家族墓地。死后最麻烦的部分才刚刚开始：伊丽莎白掌控了文学遗产，把尼采的笔记编成《权力意志》。尼采本人确实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提过以这个标题写一部主要著作的计划，但伊丽莎白后来编出的这本书和尼采留下的笔记、成书计划之间缺乏可靠的一一对应。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认为这种编选造成了误导；Britannica 则进一步提到她对遗稿有严厉控制，并有过伪造材料的行为。关于伪造的具体范围，来源措辞有差异；关于这本书作为一个完整“尼采著作”的可靠性，警惕则相当一致。34

伊丽莎白还把自己的政治网络带进了档案馆。她的丈夫伯恩哈德·福斯特是激进民族主义者和反犹分子；二人曾在巴拉圭建立“新日耳曼尼亚”殖民点，殖民计划失败后，福斯特于 1889 年自杀，伊丽莎白在 1893 年返回德国。尼采本人对妹妹丈夫的反犹立场非常反感，这一点和妹妹后来经营尼采遗产的方向形成了尖锐冲突。29

1932 年至 1935 年间，伊丽莎白在魏玛档案馆多次接待希特勒。魏玛古典基金会的档案文章记载，1933 年，为纪念瓦格纳逝世五十周年，伊丽莎白把一根如今下落不明的手杖剑送给希特勒；1934 年秋，希特勒捐出 5 万帝国马克，计划为尼采在魏玛修建纪念性建筑；1935 年伊丽莎白去世时，希特勒和多名纳粹高官出席了追悼活动及葬礼。一战前，档案馆曾是欧洲前卫文化的交往场所；1920 年代以后，档案馆逐渐法西斯化，并在 1932 年至 1935 年间和纳粹高层建立公开联系，最终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网络中的一处节点。910

这段身后史也需要两边都看。尼采的文本里确实有让人不安、容易被强权话语挪用的内容；20 世纪中叶，沃尔特·考夫曼等学者长期努力把他的“权力”概念解释为自我控制、文化创造和自我超越，推动了尼采的“去纳粹化”阅读。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同时提醒，把尼采解释得过于干净，也会遮住文本本身的锋利和危险。妹妹的剪辑、纳粹的挪用以及后来的学者纠偏，都属于尼采身后的历史；这些历史改变了人们读他的方式，却没有替尼采本人重新写出一套清白或邪恶的思想。23

回头看 1889 年 1 月 6 日那封信，尼采在“巴塞尔教授”和“上帝”之间摇摆，脚下却还是一双裂着口子的靴子。十年前，他因为头痛、呕吐和视力问题离开教席；更早以前，他在瓦格纳家里把友谊当成自己的成就；1882 年秋，莎乐美和雷在莱比锡同处，尼采围绕这段关系反复写信。再往后，他在热那亚、公寓和旅馆里处理蛀牙、药物、纸张和下一本书。

后来，妹妹把失去表达能力的哥哥、他的手稿、来访者和政治客人安排进魏玛的一所房子。一个人先用自己的语言写下“我是上帝”，然后失去继续解释自己的能力；他的朋友、妹妹、编辑、档案馆和政治时代便轮流替他发声。那根送给希特勒、后来下落不明的手杖剑，和都灵街头那个真实性可疑的抱马故事，都成了后世讲尼采时反复出现的细节，却没有哪一个能替这段人生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