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8窟｜佛陀入灭之后，盛唐敦煌怎样把涅槃、净土与李氏功德留在一座洞窟

第 148 窟的主角当然是西壁佛坛上的涅槃佛，但如果只把它看成一尊卧佛，反而会错过这座洞窟最有意思的安排：佛陀入灭的故事在西壁展开，东壁又把药师佛的东方净土和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并置，前室南壁还留下了陇西李氏两次营建、重修的碑刻记忆。佛的生命结束了，洞窟里的礼佛、许愿和家族叙事却没有结束。

敦煌研究院将第 148 窟定为「盛唐（晚唐、西夏、清重修）」，形制是拱形顶，西壁设涅槃佛坛，南、北壁各开一龛。初建年代则由前室碑刻落在唐大历十一年，也就是 776 年；碑文所指向的营建者，是敦煌陇西李氏的李大宾。12

这个形制首先决定了观看方式。佛像没有被收进西壁小龛，而是卧在纵深佛坛上；礼佛者进入主室后，面对的不是一幅可以一眼看完的画，而是一张沿着佛坛、南北壁和东壁展开的长画面。西壁是佛陀最后的时刻，东壁是生者为自己和家人设想的两种净土，南北两龛则把主室的横向边界固定下来。1

第 148 窟的供养人问题，不能只用「虔诚」两个字带过。前室南壁保存的《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把初建者李大宾和大历十一年的营建时间留在了洞窟里；同一碑石背面后来又刻下《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记录晚唐李氏继续修窟的功德。公开资料将后碑系于乾宁元年，也就是 894 年。2

两次刻碑相隔一百多年，信息并不相同。前一面说明谁建立功德窟，后一面说明后代如何接手这项家族事业。它们把洞窟从一次性工程变成了一条家族记忆的连续线：李氏既在佛前祈福，也在敦煌的公共空间里说明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曾经做过什么。

「修功德」是碑刻的宗教语言，至于每个出资者究竟怀着怎样的私人愿望，材料并没有逐一说明。我们能够确认的，是家族把营建和重修都写成可见的功德；把它解释为身份表达，则是根据碑刻位置、世系叙述和反复修窟所作的历史判断，不应冒充当事人的自白。

涅槃不是画面中央的一具卧像就结束了。第 148 窟西壁围绕佛陀入灭组织出连续的故事场景，公开报道所标出的「佛陀出殡图」，说明画面已经从佛陀卧于佛坛推进到众生处理死亡、送别佛陀的阶段。4

这类连续性还牵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文本问题。敦煌研究 2025 年第 4 期刊发魏迎春、唐露恬的研究指出，《大般涅槃经后分》在唐代传入中土后，敦煌僧众把它接在四十卷《涅槃经》之后编排；随着底本变化，莫高窟涅槃经变的情节也发生调整，第 332 窟和第 148 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5

所以，第 148 窟的涅槃图不是一份固定插图。它把经典的翻译、写本的流通、僧侣对经文的编排和画工对底本的转换，压缩进了西壁的连续场景。读者看到的「入灭」，其实已经包含了佛教文本在敦煌被重新理解、重新画出的过程。

第 148 窟没有让涅槃佛独占全部墙面。公开图文资料将东壁南北两侧分别辨认为药师经变与观无量寿经变：一侧面向东方净土，一侧面向西方极乐世界。3

药师经变把救苦愿望放在现世一侧，观无量寿经变则把观看者引向西方净土的楼台、莲池和说法会。这里不必把两壁理解成一张教义对照表：它们更像是礼佛者面对生死时的两种观看方向，一种回应现实中的护佑愿望，另一种通向来世的观想。两者与西壁涅槃共同构成一套从死亡现场通向佛国秩序的图像安排。3

第 148 窟提供了一条比「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更具体的传播线索。经典先在不同地区译出，再由写本带入敦煌；敦煌僧众把新传入的《后分》接到旧有经卷之后，画工又依据新的叙事底本调整涅槃经变。文本传播、寺院阅读和壁画制作在这里不是三个孤立环节，而是连续发生的工作。5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第 148 窟同时容纳涅槃、药师和极乐净土。它不是把不同信仰随意拼在一起，而是把礼佛者可能面对的几种问题分别放到墙上：佛陀怎样入灭，现世疾病和横死如何被救护，死后如何观想和往生。洞窟的平面因此成为一张宗教使用说明，观看顺序本身就是信仰秩序。

官方详情页已经把晚唐、西夏、清重修写进第 148 窟的年代说明。后世修补意味着今天的墙面并非一张完整保存的 776 年快照；它既有盛唐营建的佛坛和涅槃主题，也叠加了后来信众对旧窟的再装饰、再礼拜和再命名。1

这层时间差，在李氏碑刻上最容易看见：大历十一年留下初建记忆，乾宁元年留下再修记忆。图像会剥落，题记会残缺，洞窟却因为后人继续进入而没有停止成为宗教空间。第 148 窟的「唐代」因此不是一个静止标签，而是一座洞窟从盛唐走向晚唐、西夏，直到清代仍被不断处理的时间过程。

站在第 148 窟里，可以按三步记住它：先看西壁佛坛上的涅槃佛，再看西壁涅槃经变如何把入灭延伸到出殡，最后转向东壁的药师与观无量寿经变。李大宾在 776 年营建的功德窟，到了 894 年仍由李氏后人重新书写；佛陀已经入灭，墙上的佛国、碑上的家族和现实中的供桌，却让这场礼佛继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