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组全是「5」的数据，易卜生一百四十年前就写过它的结局 (2026)

一个退学博士和一个被全镇人宣判为「人民公敌」的医生，说的是同一件事。

末位全是 5

2026 年 4 月，一个叫耿洪伟的人，打开了一篇发表在《自然》（Nature）主刊上的论文。1

他是 B 站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北航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念到第五年退学了。那天他只是在看一篇朋友发来的帖子，说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的论文有问题。他打开下载，把里面的数据逐列比对。

越比越不对。

一组 70 个百分比数据，有 51 个末位数字是 0 或 5。统计学上，假设数据是真实测量所得，末位数字应当随机分布在 0 到 9 之间，每个数字出现的概率约为十分之一。出现 51/70 落在 0 和 5 上，概率约是亿分之一。他接着检查另一个表格：末位不是 4 就是 5。再看一个：末位 5 出现了 212 次，出现第二多的 6 只有 16 次。

还有更直白的：第 4 列数据加上 0.3，正好等于第 3 列数据——整列，分毫不差。2

耿洪伟把这些发成了视频。那篇论文，是作者动用了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国家科研经费做出来的成果，发在世界最顶级的科学期刊上，通过了同行评审，帮作者在学术体制内拿到了院长职务、「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称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头衔。

这件事在 4 月份爆了。然后是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中山大学肿瘤中心副主任、上海大学转化医学院院长……36 天里，他接连掀翻五位顶尖学者发表在《自然》正刊及子刊上的论文。截至 5 月 19 日，他积累了超过 300 万粉丝，视频播放量破亿，被人称为「学术大地震」。3

5 月 6 日，同济大学通报：王平被免去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取消 24 个月内所有评聘晋升资格；论文第一作者金佳丽，解除聘用关系。

「帽子」让谎言变得廉价

想弄清楚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得先理解一个词：帽子。

在中国学术圈，「帽子」是人才头衔的俗称——「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杰青）、「长江学者」、「千人计划」、院士。帽子的功能，远不止于荣誉。它连接着：优先申报科研经费、实验室资源分配、学院管理职务、研究生招生名额、论文在顶刊的录用通道。

在学术评价体系高度依赖头衔的生态里，发表一篇顶刊论文，可以换来帽子；有了帽子，发表下一篇顶刊论文就会更容易——因为编辑和审稿人认你的名字，因为你手下的学生会帮你做任何数据。耿洪伟描述过他所观察到的生态：「很多教授基本不进实验室，也没履行监督职责。」4

造假为什么敢这么粗糙？他有一句话说到了根上：「编造者甚至没有花心思和时间去做一组随机数据，而是完全随心所欲地人为乱填。如果用心去编，其实我是看不出来的。」

造假者不认为有人会认真看。这个假设，在系统内部曾经是成立的——同一篇论文在 2025 年 6 月就有网友质疑过，当时通过「图片更正」草草了事，数据问题原封不动。同行评议里流淌着人情，「大咖光环」让问题论文一路绿灯。

系统自我维持了很多年，直到一个不在系统里的人用基础统计学戳了一下。

斯多克曼医生，1882 年

易卜生写过这个故事。1882 年，他的戏剧《人民公敌》在丹麦首演。5

主角托马斯·斯多克曼是一个小镇浴场的医生。浴场是小镇的经济命脉，也是斯多克曼任职的地方。某天，他发现浴场的水被附近工厂的废水污染了，如果不加整治，会让大批来疗养的游客染上肠伤寒。他兴冲冲地写了一份报告，准备在市民大会上公开，让大家知道真相，让工厂停业整改。

事情随后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镇上的名人、他哥哥（兼镇长）、报纸主编，一个个走来告诉他：你最好别说。整改浴场要停业两年，镇上的经济要垮，你自己也要丢掉工作。镇长最后说了一句话，意思大致是：「你认为真相最重要，但真相并不是最有用的东西。」

斯多克曼坚持上了市民大会。他发表了讲话，没有人听进去。民众投票，以压倒多数宣布他是「人民公敌」。他被孤立、被砸碎窗户、被撵出住所，女儿在学校受到歧视，儿子被学校开除。

易卜生在这个故事里想说的，不是「说真话就会受苦」这么简单的道理。斯多克曼最终并没有被击垮——但他的处境揭示了一件更复杂的事：一个系统最难承受的，不是外部的攻击，而是内部的真相。 因为真相一旦被承认，系统就必须改变；而改变，意味着所有人都得付出代价。小镇的每个人心里都隐约知道浴场的水有问题，但没有人愿意第一个说出来，因为代价太大。斯多克曼说出来了，于是他们把他变成了「公敌」，问题的代价就这样被转嫁到了他一个人身上。

耿洪伟在视频爆火后，也接到了涉事论文当事人打来的电话，请求他删稿撤稿、平息争议。他说：「没有办法。」3

1882 年的斯多克曼，和 2026 年的耿洪伟，接到的是同一通电话。

鲁迅在铁屋子里

历史感浓厚的大学礼堂——木质排椅，聚光灯投向空旷舞台 — Ruby Diamond 音乐厅，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6

鲁迅写过另一个版本。

1922 年，《呐喊》初版，他在自序里写了一段话，字数不多，却是中国现代文学里最被引用的段落之一。他说，他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钱玄同讨论他弃医从文的事，钱玄同问他：你写了那么多，有什么用？

鲁迅没有反驳，他说了一个假设：铁屋子。「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7

钱玄同的回答是：「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没有被说服，但他选择了继续呐喊——不是因为他确信铁屋会被砸破，而是因为他承受不了那个「万一」。如果有希望，他不能保持沉默。

这和斯多克曼的选择不一样。斯多克曼是一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他相信理性和真相最终会胜利；鲁迅是一个承认悲观可能成真、却仍然呐喊的人——这是一种更沉重的处境，因为代价是清醒的。

耿洪伟在退学之前写过一段话，他说自己热爱科研，但「我爱的科研是真正意义上的科研，但现实的科研只是为了发文章，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几乎没有什么用处。我于心有愧。」3

「于心有愧」是关键词。他退出，不是因为无所谓；他退出，然后转身打假，是因为他不能对那个「我」保持沉默。

他们三个人——斯多克曼、鲁迅和耿洪伟，都是从不同方向走到了同一个问题前面：当一个系统把谎言内化为运转规则时，一个承受不了「于心有愧」的人，会做什么？

斯多克曼最后说了一句话，是剧本里最常被引用的：「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是最孤独的人。」

易卜生写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没想到会有人把它当作安慰。但斯多克曼说它时，语气里有一种钉子的硬度。那不是悲叹，那是一个人在确认：他不需要众数的支持来判断什么是真实的。

今日推荐书目

易卜生《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1882）

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的经典戏剧。一位镇上浴场的医生发现水源污染，坚持公开真相，却被整个小镇——包括他的家人——联合宣布为「人民公敌」。易卜生在剧本里探讨的核心不是对错，而是：当真相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冲突时，一个社会会怎样处理说出真相的人。普遍认为这部剧直指民主制度下「多数暴政」的困境，是现代戏剧史上对个人良知与集体利益关系最犀利的审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