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1919年的枪声、剑桥的火钳与《开放社会》 (2026)

1946 年 10 月 25 日晚上，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一间房里坐着大约三十个人。新来的讲演者是卡尔·波普尔，主持人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伯特兰·罗素也在场。波普尔刚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职，维特根斯坦则已经是剑桥哲学界最有气场的人物之一。波普尔要讲的题目，后来在他的自传里写成了“有哲学问题吗”；会议记录显示，节目单上的题目其实是“哲学的方法”。1

后来大家记住的是一把火钳。按照波普尔自己的回忆，维特根斯坦坐在炉边摆弄火钳，要求他举出一条道德规则。波普尔回答：“不要用火钳威胁来访讲师。”维特根斯坦随后把火钳扔下，怒气冲冲地离开。这个版本很有戏剧性，也很适合变成书名；可在场者的记忆并不整齐。彼得·吉奇说，火钳只是被用来做例子，维特根斯坦平静地离开；阿尔布雷希特·穆恩茨记得火钳被烧得通红，罗素要求维特根斯坦立刻放下；斯蒂芬·图尔明则觉得当晚没有什么异常。1 2

这场会面确实发生过。几份回忆都提到炉边的火钳，也都承认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围绕哲学问题起了争执；至于火钳有没有构成威胁、维特根斯坦怎样离场，以及波普尔那句回答当时说得多么利落，则属于后来彼此冲突的记忆。四十多分钟的会面被不断重述，最后成了一段比会议本身更长的哲学掌故。

维也纳的书房和街头

波普尔 1902 年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犹太裔家庭；他的父母在他出生前已经改宗路德宗。父亲西蒙是律师，却更像一个没有正式领薪的学者：家里藏书超过一万册，餐厅里放着大三角钢琴，乐谱从巴赫、海顿一直排到勃拉姆斯。波普尔后来把自己的童年概括成一句很朴素的话：“成长在十足书卷气的环境里。”父亲的书架同时放着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这种并排摆放后来很像波普尔自己的习惯：先把对手请进书房，再想办法找出哪一页经不起追问。3 4

母亲是出色的钢琴家，波普尔年轻时一度认真考虑过以音乐为职业。他参加过勋伯格主持的当代音乐社团，也进入维也纳音乐院的教堂音乐系，凭一首管风琴赋格曲被录取。后来他读哲学、心理学和数学，博士口试却仍把音乐史选作第二门科目。音乐没有消失，只是从职业计划变成了贯穿一生的另一条线：晚年住在英国乡间时，他的客厅里仍放着钢琴。3 5

学校生活给他的感受完全相反。波普尔在《无尽的探索》中回忆，实科中学的课程“无聊到了极点”，像“数小时、数小时无望的折磨”。1918 年，他因病离校两个月，回来后发现同学几乎没有进步，连数学也一样，于是十六岁离开学校，改成自己读书。4 6

他早年的职业尝试也没有一条像样的直线。战后通货膨胀让父亲失去了积蓄，波普尔在简陋的学生宿舍住过，靠给美国大学生补课挣一点钱。他试过修路，镐头连续几天砸在坚硬路面上，身体很快撑不住；他还去做细木工学徒。1922 年到 1924 年，他跟着维也纳老木匠阿达尔贝特·珀施干活，接到过三十张红木膝桌的订单。波普尔后来开玩笑说，自己脑子里总在转认识论问题，连桌子的法国抛光都受了影响。4

木匠师傅还有一项特殊本领：他自称什么都知道。波普尔说，自己从这位“无所不知的师傅”那里学到的认识论，比从其他老师那里学到的都多。一个年轻人一边做桌子，一边听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讲话，后来却把“没有人知道终点”变成了政治哲学和科学哲学里的核心警告，这个反差比任何名言都更像他。

1919 年春天，波普尔短暂地把自己看作共产主义者。他在自传里写，自己和几个朋友被宣传“转化”，大约两三个月接受了这种“危险的教条”。这段经历的党籍细节尚无可靠档案可补；可以确认的是，他参加过社会主义青年和大学生的活动，也曾用共产主义的理论来理解政治和社会。4 5

同年夏天，维也纳发生了警察向示威者开枪的流血事件。波普尔后来把它与 1919 年 6 月的 Hörlgasse 事件联系起来，但他的自述没有写出街道名称，也没有清楚说自己站在现场哪一个位置。他只写到，一群手无寸铁的社会主义青年试图帮助被关押的共产党人越狱，枪击造成数名年轻工人死亡；他既震惊于警察的残暴，也震惊于自己曾接受了让这种暴力显得合理的理论。奥地利历史资料记载，1919 年维也纳 4 月和 6 月的骚乱合计造成 26 人死亡，具体数字与波普尔那段回忆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4 6 7

枪击带来的震动使他离开了共产主义；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却经过了更长的变化。他后来写道，假如社会主义能够和个人自由结合，自己也许仍会是社会主义者；在另一处回顾中，他说自己十七岁时已经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并决定不再到党派政治中寻求影响力。这段变化留下两件事：对政治暴力的终身反感，以及对“历史规律可以替人计算牺牲”的深深怀疑。波普尔的自由主义从这里开始，后来才逐渐形成完整的政治立场。4 8

从阿德勒的诊所到爱因斯坦的检验

波普尔曾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为工人区儿童开设的指导诊所做无酬社会工作。他后来在 1953 年的演讲《科学：猜想与反驳》中讲过一个有名的故事：他向阿德勒报告一个孩子的案例，阿德勒没有见过这个孩子，却立刻用自卑感解释了孩子的行为。波普尔追问凭什么这样确定，阿德勒回答：“因为我有一千次经验。”波普尔于是说，这个新案例让经验变成了一千零一次。9

这则轶事的重点在于波普尔怎样使用它。对他来说，任何结果都能装进理论的解释里，理论就很难承担风险：一个孩子救人、害人，甚至把别人淹死，都可以被同一套说法解释；一个结论能得到任何行为的支持，也就没有任何行为能真正逼它改口。波普尔在演讲中把精神分析理论称作不可检验、不可反驳的理论，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预测落空后不断追加修补，逐渐退化成一种强化了的教条。5 9

真正让他改变方向的范例来自爱因斯坦。波普尔听过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演讲，后来通过音乐圈的朋友把自己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寄给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吸引力在于，它愿意把自己交给一个可能失败的检验：假如观察结果不符合预测，理论就必须承担后果。波普尔在自传中说，自己到 1919 年底得出的结论是，科学态度是一种批判态度，寻找的是关键检验，而不是不断寻找印证。4

他的求学经历也不断转向。1928 年，他在心理学系完成关于思维心理学方法的博士论文，论文导师是卡尔·比勒；哲学口试由莫里茨·石里克主持。他觉得自己在莱布尼茨问题上答得糟糕，以为快要不及格，结果两门考试都拿到优等。1929 年，他取得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资格，1930 年与何塞芬·安娜·亨宁格结婚。她通常被称为 Hennie，后来既是妻子，也是波普尔手稿的誊写者和最严厉的读者。4 5

1930 年代的维也纳越来越危险。波普尔在中学教书，晚上和深夜写作，想把一部方法论手稿变成能帮助自己离开奥地利的书。叔父替他牵线认识赫伯特·费格尔，手稿在维也纳的科学哲学圈里流传；卡尔纳普、石里克、诺伊拉特等人都在这条交往线上出现。1934 年底，《研究的逻辑》进入石里克和菲利普·弗兰克主编的科学世界观丛书，版权页通常写作 1935 年。6 10

波普尔和维也纳学派处在同一个思想环境里，作品还进入了他们的丛书；他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是学派之外的批评者。斯坦福哲学百科把他定位在学派成员名单之外：他在 1920 年代跟汉斯·哈恩学习，后来与费格尔和卡尔纳普讨论过学派主张。波普尔与维也纳学派的关系是一场近距离的争论，成员名单会遮住这个差别。10

走得足够远，才有地方写战争

1935 至 1936 年，波普尔两度访问英国。他在牛津、剑桥和帝国理工演讲，在哈耶克主持的研讨班上宣读后来发展成《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论文，也认识了恩斯特·贡布里希和哈耶克。贡布里希当时和波普尔一样住在伦敦的廉价出租房里。剑桥方面为他提供了短期的学术招待，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学院则给了一个正式的讲师职位。波普尔夫妇原本更想去剑桥，最后接受了基督城的工作，因为正式职位更稳定，而且离正在吞噬欧洲的纳粹德国足够远。3 6

他在 1937 年 3 月第一周抵达基督城；一年后的 1938 年 3 月，德奥合并的消息才传到新西兰。那则消息改变了他的写作计划：他决定把对历史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写成更直接的政治著作。4 11

基督城的生活很难浪漫化。波普尔是系里唯一的哲学家，要教逻辑、哲学史、伦理学、政治学和导论课程。图书馆很小，哲学书尤其少；学校甚至明确告诉他，研究时间等于“偷走作为讲师被付薪的工作时间”。没有秘书，Hennie 负责把手写稿一遍遍打出来，夫妇还种菜来补贴并不充裕的收入。Hennie 后来把这段日子称作“噩梦岁月”。11 12

他和系主任伊万·萨瑟兰的关系也一直紧张。1940 年，波普尔正式向校长投诉有人散布他对英国不忠的说法；校长回信确认相信他的忠诚。波普尔后来认为萨瑟兰想把自己赶出新西兰，研究波普尔生平的沃特金斯则提醒，奥地利已经被德国吞并，警方约谈一个来自敌国的侨民也可能只是例行程序。两种解释并排留在这段经历里：一边是系内冲突，一边是战争时期对奥地利侨民的普遍怀疑。3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本来只是他在哈耶克研讨班上宣读的论文，后来在 1944 至 1945 年分篇发表，1957 年才以书的形式出版。它攻击的对象，是把历史当成能够预测的进程、把社会科学变成寻找历史必然规律的做法。波普尔认为，这种想法很容易与“乌托邦社会工程”结合：既然有人宣称知道历史终点，眼前的人就可能被当成抵达终点所需的材料。5 8

1938 年的消息促成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在《开放社会》第二版序言中写道，自己在听到奥地利被入侵的当天作出最终决定，写作一直延续到 1943 年。他原本只想补写一节关于“本质主义”的内容，结果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篇幅越来越长，最后形成两卷书。他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称作自己的“战争努力”。8 11

写作过程并不顺利。波普尔找不到合适的《理想国》版本，只好自己翻译；他的英语还不够熟练，Fowler 的《现代英语用法》成了案头工具书。波普尔先把手稿寄给一位美国朋友，那位朋友请一名“著名权威”评判。批评者认为，手稿对亚里士多德缺乏敬意，出版社不会接受它。贡布里希和哈耶克接手之后，Routledge 才接受了它。1945 年 11 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伦敦出版。4 12

伦敦的职位、掌声和敌人

波普尔在 1945 年末离开新西兰，1946 年 1 月抵达伦敦，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个职位背后有一串具体的人：哈耶克想办法腾出逻辑与科学方法的 Reader 职位，贡布里希帮忙寻找出版社，外部评审支持任命，学校内部则有人担心波普尔轻视社会科学。3 6

1949 年，他成为伦敦大学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1950 年，他去哈佛做十场 William James 讲座，每场酬金 600 美元，自己觉得这是“好莱坞价码”；讲座收入后来帮助他在白金汉郡买下带花园的 Fallowfield。可新房子没有立刻带来安稳。1951 年，他写信给哈耶克，说自己觉得“彻底垮掉了”，在 LSE 没有朋友，眼前到处都是失败。3

沃特金斯回忆，波普尔经常不带讲稿，像是在台上思考；学生会觉得自己在看一位名哲学家当众形成判断。周二晚上的研讨班则让沃特金斯感到压迫。沃特金斯在日记里写过，他曾当面告诉波普尔：波普尔会欺凌和震慑别人。3 13

他的学生和同事名单因此很复杂。伊姆雷·拉卡托斯一度是他最亲近的学生，波普尔称拉卡托斯的《证明与反驳》是“无瑕的艺术品”，还在信里写过带有“爱的宣言”意味的话。后来两人在科学方法和学术地位上逐渐竞争，1960 年代末关系破裂。1970 年波普尔退休后回到旧研讨班，面对拉卡托斯的批评整晚沉默，此后再也没有回去。拉卡托斯 1974 年去世。沃特金斯在传记里把这段关系写成波普尔晚年最痛苦的私人冲突之一。3

保罗·费耶阿本德后来也从波普尔身边走开。1952 年，他带着奖学金到 LSE 学习量子论基础，和约瑟夫·阿加西成为同学；波普尔曾帮他申请延期，也曾为他争取研究助理职位。费耶阿本德最终转向自己的方法论，并在 1967 年写信宣布与波普尔学派决裂。乔治·索罗斯后来以“开放社会”命名自己的基金会，也承认波普尔对自己的影响。5 14

《开放社会》出版后，赞美和反击同时到来。吉尔伯特·赖尔说这是一部有力量、重要的书，罗素称它是为民主辩护的“第一流重要著作”；古典学者批评波普尔把柏拉图从历史和对话语境中拽出来，左翼学者则认为他误读了马克思。1950 年，埃里克·沃格林给列奥·施特劳斯的回信把批评推到尖刻程度，称波普尔甚至无法正确复述柏拉图一页内容，把他的书称作“没有任何可宽宥情由的丑闻”。有人推测这封信影响了波普尔没有得到芝加哥大学职位，但这条因果关系仍然只是推测。8 11

波普尔的政治立场也比“反共”三个字复杂。他理解民主时，重心落在制度能否让坏政府被和平替换；国家可以干预经济来保护弱者，马克思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所作的批评也有重要部分。关于容忍，他在《开放社会》里写下后来最常被单独引用的悖论：一个社会若无限容忍不宽容者，宽容本身可能被摧毁；在必要时，社会应保留压制煽动暴力和不宽容的权利。波普尔在同一段文字里还写下审慎条件：讨论和说服仍然优先，强制是最后手段。8 15

1965 年，封爵的信送到家里。信封印着“奉女王陛下之命”，Hennie 以为是税务文件，先吓了一跳；确认内容后，她还得先把波普尔扶上床，再把信给他看。1969 年，他从 LSE 退休；1976 年成为皇家学会院士，1982 年获荣誉勋位。荣誉越来越多，研讨班里的那种紧张气氛却没有因此消失。3

最后一次把问题留下来

波普尔晚年和 Hennie 一起回到维也纳。她 1985 年 11 月去世后，波普尔在维也纳的一所研究机构短暂任职，随后定居在英国肯利。晚年的生活仍然很像一个不肯彻底退休的人：他买下伽利略、霍布斯、威廉·吉尔伯特、休谟和康德的初版或早期版本，经过住处附近的滑翔机俱乐部时，还请人带自己飞过一次。1992 年，他为《无尽的探索》新版写下后记。3 4

1994 年 9 月 17 日，波普尔在肯利家中去世，享年 92 岁。骨灰后来运回维也纳，与 Hennie 合葬。3 16

回到 1946 年那间房，火钳的动作仍然无法完全还原。波普尔可能把自己的反击写得更利落，旁观者可能把维特根斯坦记得更温和，后来写书的人又把争论压缩成一个人人都能复述的传奇。各个版本反复出现的是：维特根斯坦主持会议，波普尔讲哲学问题，炉边有一把火钳，维特根斯坦要求举出道德规则，波普尔把自己的回答写成了对火钳的提醒。其余动作，各自留在不同的回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