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炒作为何反复奏效：Max Haiven 如何解释「共同造世界」被资本利用

Max Haiven 在 Tech Policy Press 于 2026 年 8 月 11 日发表的 《Why Tech Hype Seduces Us Again and Again》 追问：技术 hype 为什么反复奏效？作者不满足于「人容易受骗」「害怕落后」或「投机者想赚快钱」这些解释。他的答案是，hype 借用了人类共同讲故事、共同建造未来的能力，再把这份能力导向由强势资本控制的项目。1

这篇文章不是数据研究。Haiven 用一个诈骗类比、三组思想资源和对技术资本主义的推论，解释 hype 的社会机制。读者需要抓住的判断是：识别 hype，不能只核对承诺真假，还要看一个故事让谁参与建造未来、谁控制建造方向、谁承担失败代价。

Haiven 从 catfishing 这类复杂诈骗写起。诈骗者当然会伪造身份、编造遭遇、制造紧迫感，受害者也常常能在事后回看出明显线索。单说「受害者被谎言蒙蔽」，却解释不了他们为什么会主动忽略这些线索，甚至在骗局暴露后仍想找回诈骗者。

作者的解释是，成熟的诈骗不是单方面灌输信息，而是掠夺性讲故事。诈骗者邀请目标对象在故事里扮演一个善良、慷慨、浪漫、值得信任的人。目标对象投入金钱之前，已经投入了自我想象：他们和诈骗者一起搭建了一个能证明「我是这样的人」的世界。骗局结束后，目标对象想找回的可能不是那个虚假的人物，而是自己在故事中获得的角色。1

这个类比为技术 hype 提供了一个入口。技术创业者、投资者或政策倡导者不只是出售产品参数，也在邀请公众扮演某种角色：相信未来、敢于下注、参与改变世界的人。参与者越多，故事越像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后来者越容易把加入这场建造当成自己的选择。

Haiven 随后把问题从诈骗扩大到人类社会。作者借 Sylvia Wynter 的 homo narrans 强调，人类不只用工具改造环境，也用故事规定什么是正常、值得追求和可以想象的未来。故事不是漂浮在现实上方的宣传材料；它可以组织劳动、分配价值，决定哪些行动看起来合理。

作者引用 Edward Said 对东方主义的讨论，说明这种造世界的能力从来不是平等分配的。关于「东方」、种族和文明的叙述，可以从支配关系中产生，再被制度和物质秩序固定下来。于是，一个故事既可能协调合作，也可能把某些人放在讲述者的位置，把另一些人放在被描述、被管理和承担后果的位置。1

这一步让作者避开了「故事对事实不重要」的看法。故事之所以有力量，不是因为它能随意替代事实，而是因为人们会按照故事协作。协作产生的劳动、资本和制度，最终会把原先的想象变成道路、工厂、平台和规则。谁能提出故事，谁能召集资源，谁能决定哪些成本可以推给别人，决定了这场共同建造的结果。

Haiven 用 Marx 的商品拜物教把这条链条推进到日常消费。人们拿起一部智能手机时，很容易把它看成 Steve Jobs 个人创造力的结晶，却看不见设计、制造、物流、编程和采矿环节中数百万人的协作。商品看起来像一个独立物件，背后的集体劳动和支配劳动的货币关系被遮住了。

作者要保留的不是「乔布斯不重要」这一句评价，而是一个观察：社会共同创造出来的东西，常被重新讲成某个天才、品牌或公司的独立产物。共同建造的能力没有消失，却与参与者分离了。人们贡献劳动，却很难决定劳动最终服务什么目标；人们使用共同创造的物件，却把它理解为某个个人故事的成果。1

回到技术 hype，作者给出的定义变得更具体：hype 是一种不对称的掠夺性叙事。它需要公众买账，也需要公众的劳动、资金、政治支持或等待，但提出故事的人和参与者的权力并不相等。参与者可以希望自己成为赢家，甚至成为下一个讲述者；这种投机性加入会让故事获得更多传播者，形成「把自己的猜测卖给下一个更大傻瓜」的循环。

hype 的吸引力却不只来自贪婪。每个 hype 里都藏着一小块真实的愿望：世界可以不同，未来可以改写，信念和协作确实能够改变现实。正因为这个愿望是真的，夸张的项目才不必从零制造吸引力。它只需把人的共同创造欲接到一个具体项目上，再让项目的控制权集中到资本所有者、平台公司或政治精英手中。1

作者因此把 hype 的危险说成方向问题，而不只是真假问题。一个项目可能包含真实技术、真实投资和真实就业，却仍然把共同创造力封闭在少数人能够控制、定价和放弃的轨道上。项目失败时，投资者可以退出，管理者可以转向下一套叙事；参与者留下的可能是债务、失业、被破坏的环境，或者一套已经无法改变的制度安排。原文没有用数据估计这些成本的规模，也没有声称每个技术项目都会走向同一结果。它提出的是判断项目权力结构的方式。1

面对 hype，最直接的政策反应是要求更多事实核查、更谨慎的投资、更严格的证据标准。Haiven 认为这些做法有用，却没有触及问题的根部。它们把注意力放在个人是否判断失误，默认只要公众足够理性，掠夺就会减少。

作者的反问是：如果一个社会允许少数人决定哪些未来值得投资、哪些劳动必须服从、哪些失败由公众承担，那么让个人「冷静一点」并不能重新分配造世界的权力。hype 之所以能捕获愿望，是因为现实确实让人感到需要改变；把公众的希望斥为非理性，只会把受骗者的责任推到他们身上。

Haiven 最后的建议不是放弃证据，也不是拥抱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他主张把问题改成：人们对变化的渴望，能否被投入更人道、更有共同控制权的物质目标？人们能否讲述并实践一种不由掠夺者独占的未来？这里的「embrace our hype」不是相信某个技术承诺，而是承认人确实拥有共同改变世界的能力，并追问谁来使用它。1

这篇文章把技术 hype 从「一群人相信了一个夸张说法」改写成「一群人参与建造了一个由别人控制的未来」。沿着这个机制，判断一项技术叙事至少要问三件事：

Haiven 没有给出一套预测 hype 成败的指标，也没有用一项实证研究证明他的解释适用于所有技术项目。他提供的是一个更难绕开的提问：当一个未来故事要求公众投入时，公众究竟是在共同决定未来，还是在替别人完成一项自己无权控制的建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