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格尼尼：魔鬼的传言、一根弦，和三十六年不能落葬的遗体
从巴黎街头那张画着他在牢里的石版画，到尼斯主教不肯给他的棺材开门：帕格尼尼一生里哪些事有档案，哪些只是别人替他编的。
1831 年春天，巴黎意大利人大道（Boulevard des Italiens）的橱窗里挂满了尼科洛·帕格尼尼（Niccolò Paganini）的肖像。画得像不像都有人买。其中一张画的是他在牢里拉琴。
他那时刚在巴黎歌剧院登台一个多月，自己走到街上，看见了这些画。回到住处，他给在巴黎的乐评人费蒂斯（François-Joseph Fétis）送去一些材料，请对方替他润色成一封公开信，署他的名发表。信登在费蒂斯主编的《音乐评论》（Revue musicale）上，随后被大多数巴黎报刊转载1。
信里写：
“They have represented me in prison; but they are ignorant of the cause of my incarceration; however, they know as much of that as I do myself, and those who concocted the anecdote.”
他们把我画进了牢里；至于我为什么坐牢，他们并不清楚——不过在这件事上，他们知道的和我本人一样多，编出这段轶事的人也一样。
那年他四十八岁，离去世还有九年。往后近两百年，这张“狱中的帕格尼尼”始终没有离开过他，而那句“他们知道的和我本人一样多”，也始终是这件事最准确的注脚。
1831 年，他在巴黎街头看见了狱中的自己
帕格尼尼是 1831 年 2 月 24 日到巴黎的。3 月 9 日，他在歌剧院登台2。费蒂斯在巴黎，他后来这样写那场音乐会：那种狂热没法描述，每一次演奏前后都是要把屋顶掀掉的掌声，观众一次次全体起立把他叫回来1。
巴黎的墙上是他，店铺里是他。他后来在信里抱怨过这一点，用的是一句半开玩笑的话：你们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帕格尼尼的肖像，像不像另说1。
“狱中练琴”这个故事，他在饭桌上就先听过一遍。十五年前，在帕多瓦，一个陌生人在席间讲给他听：有个小提琴家杀了情敌，判了八年，牢里只有一把琴陪他解闷，他就这样练成了绝技。同席的另一位把死者说成了他的情妇，动手的方式则随手改成匕首或者毒药1。他当时没吭声。
这条传闻在印刷品里出现的时间，比他本人到巴黎还要早。目前能查到最早的同时代书面记录，来自另一位小提琴家斯波尔（Louis Spohr）。斯波尔 1816 年或 1817 年在意大利旅行时，把当地听到的说法写进了自传：此人今日的技艺，据说源于四年监禁，判刑的理由是他在暴怒中扼死了自己的妻子——“至少米兰和这里的公开传闻是这样说的”3。
1830 年，德国人舒茨（F. C. J. Schütz）在莱比锡出了一本关于他的小书，开头就交代这桩事：那个“因嫉妒杀死自己妻子、因此受了多年刑事监禁、在孤独中只练琴、从而练成一身绝艺”的丢人传闻，先于他本人传到了维也纳4。
传说是假的——这一点，写传闻的人自己心里都有数。有意思的是，他们对假传闻的“真解释”互相打架，而且两边的说法都留在了纸上。
第一种解释来自帕格尼尼自己。他说真犯是一个同行，小提琴家杜拉诺夫斯基（August Duranowski）：此人在 1798 年的米兰跟两个坏人结伙去抢一位据说很有钱的教士，被捕后判了划船苦役，投入地牢，两年后被米兰总督梅努将军放了出来。他给出的理由是姓氏——那个抢教士的人被记成了“一位姓氏以 -i 结尾的小提琴家”，而帕格尼尼正好符合这个条件1。
第二种解释来自舒茨的书。他写的是另一位小提琴家，波兰人，姓名没留下来。这人从华沙方向来，在米兰开了几场音乐会，因为帕格尼尼在场，观众寥寥，入不敷出，最后因欠债被捕；“在他被监禁期间，查明他毒死了一个与他同居的女人”。由于当时帕格尼尼远比这位几乎无人知晓的同行走红，案子就被安到了帕格尼尼头上4。
这两种解释都是把罪名推给别人。而音乐学者卡瓦巴塔（Maiko Kawabata）在《当代音乐学》上给出的第三种解释，指向帕格尼尼本人身上一件他极力想藏住的事。1814 年前后，他与热那亚一位二十岁的姑娘安吉丽娜·卡瓦纳（Angelina Cavanna）交往，对方怀孕后被带到帕尔马；他疑心孩子来路，让她喝下自己配的药，结果胎儿死了。姑娘的父亲控告他诱拐与诱奸，他在热那亚的塔楼里被关了八天，最后赔钱了事。卡瓦巴塔的判断是：这件事的痕迹，很可能就是那些被夸大的传闻的根5。热那亚的档案材料把这件事的年份记在 1815 年，女方父亲的控告理由是“诱拐未成年人”，帕格尼尼败诉赔款2。
帕格尼尼对这套传闻的反驳，是从常识下手的。他在信里说，他从十四岁起就一直在公开演出，始终站在公众面前；要按传闻说的那样坐八年牢，那他得在七岁时就已经有情妇和情敌。1828 年在维也纳，他写信给当地各报的编辑，还请本国（撒丁王国）的大使出面作证，说认识他二十多年，是个老实人。为了反驳“魔鬼之子”的说法，他在布拉格公布了母亲 1828 年 7 月 21 日写给他的家信，信里写着：“我的梦应验了，上帝许给我的事已经成就。你的名字是伟大的。”1
辟谣的结果，卡瓦巴塔总结得很干脆：他费尽力气去否认这些往事，只是让报刊和公众更起劲5。意大利人名词典的条目作者格里斯利（Roberto Grisley）补了另一半：这个人懂得用报刊制造期待，懂得为一次到访做足准备，也懂得用报刊辟谣；辟谣本身是他经营形象的一环2。
拿他开玩笑的那张画里，还有一处细节：琴上只剩一根弦。
热那亚：父亲的琴凳、赌桌，与那根弦
帕格尼尼 1782 年 10 月 27 日生在热那亚，是家里六个孩子中的老三。父亲安东尼奥（Antonio Paganini）的职业，各家的写法凑不到一起：意大利人名词典说他是热那亚港口的扛包工；帕格尼尼自己说是“商业经纪人”；费蒂斯说他是“经纪人或经纪行的职员”；英文资料则写他是做船用杂货生意、兼当乐手、卖曼陀林贴补家用的12。
中文读者最熟的那条童年故事，是父亲把他关起来、练不好就不给饭吃。这条说法流传极广，它最早的印刷出处却追不到——能找到的引用都止于二十世纪后期的论文和科普文章。同时代最接近的材料是费蒂斯：他写父亲“过度的严厉”，写“他在少年时期所受的虐待”，并说这损害了他神经质而虚弱的体质。“锁起来”“不给饭吃”这些细节，费蒂斯全文里一句都没有1。
他本人讲过另一件童年的事，属于当事人的自述。他说母亲做过一个梦，梦见天使允诺他将来会成为最伟大的小提琴家。这个梦，他后来用一辈子去兑现1。
启蒙老师换了几个，名字在各家材料里拼法不一：先是塞尔维托（Servetto，一作 Cervetto），再是科斯塔（Giacomo Costa）。1797 年他去帕尔马求教，罗拉（Alessandro Rolla）转手把他交给了帕埃尔（Ferdinando Paër），帕埃尔又要去维也纳，最后落到吉雷蒂（Gasparo Ghiretti）门下学对位与作曲2。
再往后几年，他赌得很大。这一段有他本人的第一人称版本：某一个亲王想买他那把唯一的琴，出价两千法郎。他当时全部家当只剩三十法郎，首饰、表、戒指全当掉了。他决定赌这最后一点钱，输了就把琴卖给亲王，不带行李去圣彼得堡。结果三十法郎先缩到三法郎，又翻回一百六十法郎。他说：“从那天起我戒了赌。”1
同一时期还有一位“某位有身份的贵妇”：费蒂斯写她疯狂地爱上了他，他跟着她去了托斯卡纳的一处产业，在那里待了三年，改攻吉他，顺便经营田产。这位女士的姓名，费蒂斯没写，意大利人名词典也没写。后世传记给她补过名字，那个名字却找不到可以引用的出处，所以这里就停在“一位不留名的贵妇”。
里窝那那把小提琴的故事是同一个情形。热那亚市政府今天收藏着那把 1743 年的瓜尔内里，官方说明只写“很可能是 1802 年在里窝那交到帕格尼尼手中的”，赠予者的姓名一字不提7。具名的版本出现在 1907 年以后的传记里：法国商人利弗龙（M. Livron）把琴借给他演出，事后拒收，说了一句“我要当心，绝不让您的手指碰过的琴弦受到亵渎，这把琴现在属于您了”8。这个版本很好听，出处则只能追到二十世纪的传记传统。
独弦这件事，起点很清楚，而且在宫廷里。1805 年 1 月 22 日，他被任命为卢卡的共和国礼拜堂首席小提琴，随后进入拿破仑的妹妹埃莉萨·巴乔基（Elisa Baciocchi）的宫廷。他给公主的丈夫费利切亲王上小提琴课。有一天他演了一首自己写的《爱情场景》（Scène amoureuse）：他卸掉二、三两根弦，只留一、四两根，让第一弦扮演少女，第四弦扮演恋人的热语。公主当众说了一句：“你刚才做的都是不可能的事——以你的才能，一根弦还不够吗？”1
他答应试试。几周后，他写成一首军乐奏鸣曲，取名《拿破仑》，8 月 25 日在宫廷里演出。他自己的总结是：“我对 G 弦的偏爱从此时开始。”1
所以那根弦的来历，是把宫廷里一句客套话当成了挑战。1813 年 10 月 29 日，他在米兰斯卡拉剧院的那场音乐会有当时的报刊记录，米兰的通讯稿专门强调了他在一根弦上演奏最难的段落2。到 1830 年，舒特基在书里写他“整首奏鸣曲和许多变奏只用唯一的一根 G 弦演奏，全无先例”，还记下某场音乐会结尾，他当着观众把另外三根弦从琴上取下来9。
至于在牢里因为换不了弦才学会独弦，那是 1830 年以后长出来的一层新枝。
意大利的十五年：一场对决、一次被赶出门，与一枚教皇的勋章
米兰 1813 年 10 月那场音乐会之后，意大利和德国的报刊把他的名字传了出去1。此后十几年，他在意大利各城之间来回，把名声一点点滚大，滚的方式带着那个年代的行会气。
1816 年 3 月，法国小提琴家拉丰（Charles-Philippe Lafont）到了米兰，两人在音乐会上同台。以当时的记载，那是一场公开的较量。费蒂斯把时间写成“1816 年 3 月”，意大利人名词典给的是 3 月 11 日12。
1819 年在那不勒斯，本地乐人不服气。一位年轻作曲家丹纳（Danna）专门写了一首四重奏考他，里面塞满各种难点；帕格尼尼当场视奏过关，被叫作“奇迹”。同一年他还被房东赶出过门：因为有人怀疑他得了肺痨，房东把他连人带行李扔了出去；大提琴家钱德利（Ciandelli）抄起棍子把房东痛打了一顿，又替他找了住处1。
1828 年的维也纳：一部神话机器怎么运转
1828 年 3 月 16 日，帕格尼尼带着女歌手安东尼娅·比安基（Antonia Bianchi）和两岁多的儿子阿基莱（Achille）从米兰坐马车抵达维也纳。3 月 29 日首演，一共在这里开了十四场音乐会，用了四个不同的剧院，8 月 10 日离开210。
维也纳还给了他一整套商品。帽子、衣服、手套、鞋都冠上他的名字；厨师把某道点心命名为“帕格尼尼”；台球桌上打出一记妙杆，会被比作他的一弓；他的肖像上了鼻烟盒和雪茄盒；时髦男子的手杖顶端，装着他的胸像。一句话，一切皆可“à la Paganini”1。
最能说明当时局面的是货币。维也纳的五古尔登钞票得了个绰号，叫“Paganinerl”——小帕格尼尼。他的姓氏本身也变成了通名，被贴到任何一个想用技巧震住听众的演奏者身上：单簧管的帕格尼尼、印度帕格尼尼、波兰帕格尼尼2。
钱也真的进来了。他在维也纳的第一场音乐会，票价是五古尔登和十古尔登，票房一万二千古尔登，折合两万五千到两万六千法郎。他本人在 1829 年 1 月 10 日写给律师杰尔米（L. G. Germi）的信里报过一年的总账：米兰一万一千五百、博洛尼亚一万二千、热那亚一万、维也纳三万、布拉格五千三百，全年合计六万八千三百古尔登，约合十四万法郎。到 1830 年夏天，据他的秘书哈里斯的记录，他在维也纳一家银行里存了十六万九千古尔登1112。
伴随这笔钱的，是一个新行当：写帕格尼尼。1830 年，布拉格的舒特基（Julius Max Schottky）出了 410 页的《帕格尼尼作为艺术家与人的生平与行迹》，这是第一部帕格尼尼传。它在波希米亚动笔时，是帕格尼尼本人跟舒特基商定的；书还没出来，他在柏林写信去催，写的是“我的名誉在你手里”12。费蒂斯对这本书的评价不留情面：不过是把通信、轶事和德国报纸报道无序地编在一起1。
同一年，一本删改过的节本就出来了，署名 M. L. Vinela，在汉堡出版，费蒂斯说里面“掺进了许多可疑的事实和确属虚假的叙述”。此外还有莱比锡的舒茨（Schütz）那一本、随他旅行一年兼当翻译的英国人哈里斯的《马车与房间里的帕格尼尼》、巴黎的安德斯、法约尔、因贝尔，以及 1831 年佩鲁贾的科内斯塔比莱那本 317 页的《热那亚人尼科洛·帕格尼尼传》——费蒂斯唯一给了好评的就是最后一本，说它“有良好的批评精神，材料选得有眼光”1。
帕格尼尼本人也写：1830 年，他的自传登在莱比锡的《大众音乐报》（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第 32 卷上2。
也就在同一趟旅程里，他的家庭散掉了。8 月 10 日，他与比安基分手。这件事他自己写过：1828 年 10 月 20 日给律师杰尔米的信里，第一句就是“与比安基的事结束了”。他写他向维也纳的法院申诉，要求把爱子阿基莱交给他直接照管；他接受了比安基提出的条件，付给她两千米兰斯库多；8 月初，比安基离开维也纳去了米兰12。舒特基在 1830 年的书里记下了这笔钱的另一种算法：两千斯库多，合三千五百三十一古尔登两克鲁泽，一次性付清，取代原先约定的每年六百米兰里拉；帕格尼尼当场付了钱，并把他为她写过的曲子还给了她9。
需要说明的是：受理此案的维也纳法院叫什么、卷宗号是多少、双方有没有互相指控通奸或虐待，同时代材料里一句都没有。能站得住的，只有他本人的这封信和舒特基的这段记录——两千斯库多换一个儿子，加一场分手。
斯波尔说他是江湖骗子
同行的评价，比公众的狂热冷得多。
斯波尔 1816 年前后在意大利打听这个人。他先记下公众的印象：非音乐人士把帕格尼尼捧成了十足的巫师。接着记下行家的判断：他左手双音与各种走句的灵巧无可否认，可他用来取悦人群的那一手，把他贬成了一个江湖骗子，而且补偿不了他完全欠缺的东西——宏大的音色、长弓，以及有品味的演奏3。
斯波尔还把他“绝活”的清单列了出来：泛音；当着观众把另外三根弦取下来，在唯一一根弦上拉变奏；不用弓的左手拨弦；以及许多在小提琴上极不自然的音色，比如低音管的音色、老妇人的嗓音。他拿当年同样名噪德国的舍勒（Scheller）作比，把这一整套归入旧时代的炫技3。
1830 年 6 月，他在卡塞尔亲耳听了两场，评价依然带刺，但承认了另一些东西：左手与始终纯净的音准令他震惊；“然而在他的作品与他的演奏里，我感到一种高度天才与幼稚无品味交织的奇怪混合物，反复聆听之后，整体印象并不能令我满意”3。
真正把这套技术拆开写下来的人，是法兰克福的乐队长古尔（Carl Guhr）。他 1829 年 11 月写完序，出了一本《论帕格尼尼演奏小提琴的艺术》，题献给罗德、克鲁策、巴约和斯波尔本人。书里的重点是泛音，包括双音泛音和泛音上的双震音；他还记下了一种特别的跳弓，描述是“让弓弹起来，同时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跑过音阶，音符像珍珠一样滚动”；此外是弓与左手拨弦的结合、第四弦上的高音演奏（把弦调到降 B，有时还要再高半音），以及换用更细的弦、常常把整把琴调高半音，以便做出泛音814。人工泛音在他之前就有人用；把它变成作品与演奏固定组成部分的人，是他。
在现场听的人里，写下最奇怪一份记录的是歌德。他的朋友、作曲家策尔特（Zelter）先写信向他描述过帕格尼尼；1829 年 11 月，歌德在魏玛听到本人之后，当晚就把那封信翻出来，好让自己“对这些稀奇之物能想出些明白的道理”。他随后写给策尔特的结论是：“对所谓‘享受’而言……我缺少这‘火柱与云柱’的基座。”15
海涅 1836 年在《佛罗伦萨之夜》里干脆把听感写成了幻象：帕格尼尼每拉一弓，就在他眼前带出可见的形貌与情境，用音响的图画文字给他讲各种触目的故事16。
也不是所有人都只看见戏法。莱斯特的一位业余爱好者加德纳（William Gardiner）写：他的演奏里没有机关，全是规矩、科学的运弓与按弦，为我们打开了一种新的音响秩序，最高的音一直升到高音 C 以上两个八度8。考克斯牧师（Rev. John Edmund Cox）当过他一小段时间的临时秘书，与他同住同行。他说帕格尼尼私下常一个又一个小时地拉各路名家的片段，还当着他的面完整拉过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他记下当时那张“悲伤、苍白、消瘦的脸”上现出的微笑8。
至于“秘密”，帕格尼尼自己有个说法。他在给报界的一封信里，把那些传闻的动机讲得很直白：他们之所以给我加上镣铐，全是为了从我这里榨出我那新体系的秘密，而那副镣铐唯一的效果，本来只会是让我的两条胳膊瘫掉8。
费蒂斯则说，帕格尼尼多次向他保证，自己的才能来自一个他发现的秘密，并且打算在死前用一本小提琴方法书把它公开，那本书“只有几页，却会让所有小提琴家乱作一团”。费蒂斯本人怀疑这个秘密是否存在。今天能找到的，只有关于这个打算的记载——没有任何方法书手稿或教学笔记留下来8。
他留给同行的是别的东西：一套可以写下来、可以被古尔这样的人解剖、可以被后人拿去练的技术。
一根弦、二十四首随想曲，和一把不肯离身的琴
帕格尼尼写曲子，主要写给自己用。他留下的作品里最出名的是《24 首随想曲》——创作时间跨了十几年，题献对象印在封面上，是“agli artisti”，献给艺术家们，没有具体的受献人；首版由米兰的里科尔迪（Ricordi）出版，版号 Plate 403。首版年份，不同的权威目录给了三种说法：1818、1819、18201718。
六首小提琴协奏曲写于 1815 到 1830 年之间。第一号原本是降 E 大调，后来通常移成 D 大调；第二号 b 小调的第三乐章是一段回旋曲，就是后来被李斯特改写成钢琴曲的《钟》。这两首的首版都迟至 1851 年1920。《女巫之舞》需要把四根弦各升高半音才能拉；《威尼斯狂欢节》也是2122。
中文资料里常说的“吉他五重奏”，按目录编号应当写成吉他四重奏：编制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吉他，一共十五首（按莫雷蒂与索伦托目录的编号是 MS 28–42），其中只有前六首带作品号18。他死后，音乐亲笔手稿散了出去，如今主要藏在罗马的卡萨纳滕塞图书馆（Biblioteca Casanatense）。该馆的藏品说明里，与十至十二世纪的礼仪卷、中世纪的《健康剧场》并列，明确列着“尼科洛·帕格尼尼的音乐亲笔手稿”23。
这把琴的归宿，写在他 1837 年 4 月 27 日亲手立下的遗嘱里，原话被热那亚市政博物馆著录为：“我把我的小提琴系于热那亚城，使其永久保存。”而他实际交到热那亚是在1851 年 7 月 4 日——入藏记录上写着他的姓名、这个日期和“遗赠”二字。那时他已经去世十一年725。
他那些曲子后来长成了什么，是另一条线；这条线上最早的一批动作，发生在他还活着的时候。1831 年 4 月，李斯特在巴黎听到他。1832 到 1834 年，李斯特写了《钟》大幻想曲；1838 到 1840 年，他据帕格尼尼写了一套超技练习曲；1851 年，这套曲子改写成《帕格尼尼大练习曲》，在莱比锡出版，题献给克拉拉·舒曼282930。
舒曼的路子更直接。1830 年他在法兰克福听了帕格尼尼，1832 年写出六首《依帕格尼尼随想曲的钢琴练习曲》，逐首对应随想曲第 5、9、11、13、19、16 首；次年又写了六首音乐会练习曲，取材换成第 12、6、10、4、2、3 首83132。勃拉姆斯 1862 到 1863 年用第 24 首随想曲的主题写了两册变奏曲，1865 年 11 月 25 日在苏黎世首演，1866 年 1 月出版33。
再往后还有一个名字，得单独标出来：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写于 1934 年，距帕格尼尼去世九十四年。它属于后世对这套主题的再利用，和上面那三首不在同一个时间层上34。
当时的人对他的作曲家身份，评价相当刻薄。1831 年 6 月，伦敦的《和声家》（The Harmonicon）评论了他的一首小品《帕多瓦的魅力》。这首曲子在他到伦敦登台之前就已经印出来了。评论的结论是：那大概是件他没花什么时间、更没花什么心思的小玩意；它确实轻薄，一个郊区剧场乐队里最迟钝、最机械的补位乐手也做得出来8。
后来的评价分成了两路。小提琴家伊萨伊嫌他的作品缺乏真正的复调性；梅纽因替他想了个解释，说他写曲子靠的是吉他而非钢琴，织体因此不同。1966 年，甘蒙德（Peter Gammond）给了个调侃式的总结：作为作曲家，帕格尼尼从未被高看，可他看起来像是给所有人开了一座主题借阅图书馆30。
一个平实的事实是：他那些炫技曲目，多数到他死后才印出来。
1838：赌场关门，两万法郎出手
1837 年 11 月 25 日，巴黎安坦大道（Chaussée d'Antin）上，一家叫“帕格尼尼娱乐场”（Casino Paganini）的场所开业，占的是原帕多瓦公爵府。招股书列出的内容很热闹：常设音乐会、舞会、图书馆、阅览室、文学晚会、音乐与绘画课、咖啡餐厅、花园。股本分六十四股，帕格尼尼一个人认购并缴付了六十股，共六万法郎35。地址的门牌号，各家记载不一，有写 9 号、11 号的，也有写 7、9、11 号连着的35。
两个多月后，1838 年 1 月 31 日，当局把它关了。3 月 20 日，轻罪法庭判发起人佩蒂维尔（Tardif de Petitville）与一名旧警察弗勒里（Fleury）各罚三百法郎，罪名是 1837 年 11 月企图向警察总署的两名官员行贿，办法是给每人送大约十股娱乐场的股份1135。
4 月 8 日，巴黎的《法庭公报》（Gazette des Tribunaux）登出消息：帕格尼尼娱乐场“如今已彻底衰落”，经理们已经逃匿，这位大名鼎鼎的乐长据此申请指定一名临时管理人。庭上有人说了一句：“这家糟糕的公司得尽快解散。”35
真正的账单在一年后到。1839 年 2 月 28 日，塞纳河民事法院第四庭由庭长马蒂亚斯（Mathias）开庭审理“娱乐场诉帕格尼尼”一案。判决主文写得很硬：法院把帕格尼尼应付的损害赔偿定为两万法郎；又因为他是外国人，判令可以动用一切法律手段、包括人身拘束来执行，并依 1832 年 4 月 17 日法律第 14 条，把人身拘束的期限定为十年36。债权人不服上诉，王室法院在原判之上把赔偿额提高到五万法郎，人身拘束仍是十年35。
1840 年 4 月 17 日，法国副领事找到帕格尼尼在尼斯的住所催缴这笔钱。他让副领事去找他在热那亚的律师35。
他自己有一份抗辩，1838 年 3 月 23 日登在《权利报》（Le Droit）上。他说他从没承诺过指挥乐队或者每周演出；他说自己病了，在疗养院就医；他还算了另一笔账：六十四股里，他自己买下并付清了六十股，在这场“被放弃的生意”里，亏得最多的人是他35。
这地方到底是不是赌场，两说并存。费蒂斯在 1841 年说，音乐只是“借口”，赌博才是“真正目的”，这个判断被后世不少传记沿用37。1994 年，弗格森（Hugh McGinnis Ferguson）在《美国学者》上翻了法律条文。1836 年 7 月 18 日至 22 日的那部法律规定，自 1838 年 1 月 1 日起全法禁止公开赌博；一家在 1838 年 1 月 31 日被关闭、且从未申请过赌博执照的场所，凑不出赌场的故事37。
也就在赌场散架的同一年冬天，他做了一件与“吝啬”这个名声正好相反的事。
1838 年 12 月 16 日，柏辽兹在巴黎音乐学院开音乐会，曲目里有《幻想交响曲》和《哈罗尔德在意大利》。帕格尼尼头一次听到《哈罗尔德》。音乐会结束时，他走到乐队门口，当着众人跪在柏辽兹面前，吻了他的手38。两天后，12 月 18 日，他派儿子阿基莱送去一封信，里面还夹着一张写给罗斯柴尔德男爵的便条，请男爵付给柏辽兹两万法郎。信的原话是意大利文，大意是：
“Mio caro amico, Beethoven spento non c'era che Berlioz che potesse farlo rivivere…”
我的朋友，贝多芬死了，能让他复活的只有柏辽兹；而我领受过你们那些神圣的作品……我认为我有责任请你收下这两万法郎，作为我的敬意，钱将由罗斯柴尔德男爵先生转交39。
这件事的记载不只来自柏辽兹本人的回忆录。1838 年 12 月 20 日的《世纪报》（Le Siècle）转载了这封信的法文译文和那张给罗斯柴尔德的便条；12 月 24 日，雅南（Jules Janin）在《辩论日报》上写到了帕格尼尼下跪的场面4041。一个慷慨到当众下跪、随手掏出两万法郎的人，与当时巴黎流行的另一个帕格尼尼形象并排放在一起，很难相信是同一个人。
那个形象出自雅南同一篇文章。他写到，有个年轻作家公开攻击帕格尼尼：吝啬、无情、没有怜悯心，不肯为那些快要饿死冻死的穷人拉一下弓。帕格尼尼没有回应。雅南写下的结果是：人们想逼他为穷人拉琴，他此后不再为任何人演奏41。
他也确实自己递过刀。1829 年 1 月 10 日给律师的信里，他说得很坦白：不认识他的人把他讲成最恶毒的人、一个“avaro”（吝啬鬼）；为了报复，他要把此后在欧洲各地的音乐会票价定得更高12。反例也在：1834 年他在皮亚琴察为穷人办过义演，是他 1828 年之后第一次在意大利演出；1837 年的遗嘱里，他给儿子之母比安基留了每年一千二百法郎的终身年金811。
他 1837 年 4 月立了遗嘱。身后的遗产，费蒂斯的估值是两百万法郎；与此同时，赌场那笔诉讼款还挂着。他或者他的遗嘱执行人后来到底付清没有，没有任何来源能回答这个问题35。
汞、掉光的牙，和消失的声音
那些钱没能换回他的身体。
从 1823 年起，医生就开始给他用汞——依据是推断他得了喉部梅毒；剂量极大，口服加涂抹药膏同时上，还和鸦片一起用。参与会诊的医生留下的原话是：“这药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最灾难性的影响。”42
1828 年，布拉格的医生给他做了一次手术，处理下颌的坏死性骨炎；医学史论文特别指出，正是这次手术让当地医生第一次说出“他是不是梅毒”这句话43。1831 年，巴黎的医生本纳蒂（Francesco Bennati）给他做检查，本纳蒂记下两处让他意外的发现：韧带相当松弛，手腕与手指的关节活动度异常43。
1833 年和 1840 年，他两次严重咯血。1833 年，他自己在信里对朋友说，他得了“胸部疾病”；1836 到 1837 年间，帕维亚与马赛给他看病的医生确认了肺结核的诊断43。到 1839 年 7 月，他的牙已经全掉光了，进食极为困难。掉牙与汞的因果关系写在后来的叙述里，属于推断；另有一篇 2012 年的论文把这件事故在 1828 年，年份本身也对不上4244。
最要紧的是声音。1838 年 10 月到 12 月之间，他完全失声了。柏辽兹见过那个场面：由于喉部疾患，他已经彻底失去了声音，只有他的儿子能把耳朵贴到他嘴边，“听到、或者说猜出”他在说什么，再替他说出来43。
他的身体后来成了医学史上一桩公案。1978 年，《美国医学会杂志》登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尼科洛·帕格尼尼：音乐魔法师与马凡突变者？》，作者提出的论题是：帕格尼尼之所以有那种举世无双的琴技，靠的是三个因素的幸运巧合——音乐天才、戏剧化的台风，以及天生带着马凡综合征的长手指与过度伸展的关节45。2001 年，加州的一位医生沃尔夫在《西部医学杂志》上提出另一说：从外貌判断，他关节柔韧最可能的原因是埃勒斯—当洛综合征46。汞中毒说出现在 1988 年，2012 年的一项研究给出了头发检测数据：样本的汞含量平均值是每克 15.4 微克，作者认为这个浓度足以解释他的死亡4244。2008 年一篇智利医学综述的态度最保守：梅毒和结核是当时最常见的两种病，把它们当成他的病因，仍然只是推测47。
反证来自实物。他右手的一具石膏模保存了下来，今天在巴黎音乐博物馆，法国文化部的藏品登记写得很清楚：长 26 厘米，材质为石膏，“取自身翻制”，1889 年入藏，编号 E.122148。德国医学史学者奥特（Andreas Otte）与温克（Konrad Wink）在 2008 年的专著里量过它：石膏模的中指长约 7.5 厘米，一点也不异常地长；他们还提到，后来对他后代所做的一次 DNA 分析，同样没能证实马凡综合征49。那具石膏模本身倒是有个说法在意大利语资料里流传：说是他死后第二天翻的，而博物馆的登记没有给出翻制日期48。
还有一件需要拆掉的东西。中文和英文网络上都流传过一张“帕格尼尼的达盖尔银版照片”。意大利语维基的条目明确指出，那是一张伪作，实为 19 世纪末之物，跟帕格尼尼本人没有关系50。至于死亡面具，今天找不到任何可以核实的实物。今天能确认与他身体直接相关的实物只有两件：巴黎音乐博物馆的那具右手石膏模，以及法国雕塑家丹唐（Dantan jeune）1832 年当着面塑的一尊小像——雕像背面刻着“丹唐”、“1832”和“帕格尼尼”51。
他死的时候，遗体做过防腐，但没有做尸检。所以他的病因，到今天仍然没有定论42。
三十六年
1840 年 5 月 27 日，帕格尼尼在尼斯去世，五十七岁。尼斯当时属撒丁王国，今天属法国。他死在老尼斯的长官街 23 号——尼斯参议院议长切索莱（Hilarion Spitalieri de Cessole）的家里，是这位议长 1836 年把他请到尼斯、安置在那里的5253。 他死讯传开的那些天，尼斯城里喊的就是后来那篇文章的标题：“Le diable est mort!”——魔鬼死了52。
临终的圣事，留下了两个互相打架的版本。
一个版本说，尼斯的堂区神父卡法雷利（Pietro Caffarelli）来给他做临终圣事，几乎是被扔出门外的，垂死的人还辱骂了这位神职人员；神父随后向主教报告，主教因此拒绝宗教葬礼53。这个版本里还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场面话：神父一进病房就用尼斯方言说“这下可不是拉琴的时候了”，结果立刻给了垂死者足够的力气，把他指到了门口。这句话的来源是当时的女仆特蕾莎·雷佩托（Teresa Repetto）52。
另一个版本来自热那亚市政府主办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的官方生平：神父卡法雷利以为帕格尼尼有意拒绝临终圣事，而他很可能因为完全失音，根本没法跟神父交流；神父把情况报告了主教，主教于是拒绝让他在圣地安葬54。这个版本还有一个旁证：他 1837 年立的遗嘱里，请嘉布遣会士为他做弥撒，并把灵魂托付给“造物主无限的慈悲”。写这两句的人，离跟教会决裂的样子很远55。
两个版本都留在纸上，谁真谁假，今天判定不了。
尼斯主教加尔瓦诺（Domenico Galvano，1833 至 1855 年在任）给出的处置是三条：不给宗教葬礼，不许在圣地安葬，不做追思弥撒。神父向主教报告的“罪状”里还列着一条：临终者的住处“没有任何宗教或基督徒的迹象”，倒有“四幅下流画作”——其中一幅是维纳斯，姿态最为淫秽无耻。后来有人指出，那几幅是梵蒂冈所藏名画的复制品55。至于另有一种说法——主教要对他提起巫术审判、并判他的遗体上火刑柱——只见于尼斯的本地掌故，找不到档案支撑，只能算传说53。
他的遗体用甘纳尔法做了防腐，最初存放在他去世那所房子的地窖里。接下来的三十六年，棺材换了很多地方，而各家的清单对不上。有说先藏在圣奥皮斯角（pointe Saint-Hospice）、又挪到滨海自由城的检疫所油槽里；有说被夜间秘密运到莱兰群岛的圣费雷奥尔岛上埋掉；也有说先存到皮耶拉家，再运去热那亚附近瓦尔波尔切韦拉的罗马伊罗内——那是他父亲的老家5253。这一串地点的先后与年份，各家的说法统一不起来，只能把口径并列出来。
能对得上的年份有四个。1844 年，遗体被运往罗马伊罗内；1853 年，转移到帕尔马附近的加约内；1876 年，他终于进入圣地安葬；1893 年，因为辗转太久、音乐界开始怀疑棺中是谁，棺材被打开，在场的是他儿子和捷克小提琴家翁德日切克（František Ondříček）；1896 年，遗体最终迁入帕尔马的新公墓。1940 年，为纪念他逝世一百周年，棺材又开过一次5253。
连解禁的教皇是哪一位，报道都互相打架：同一家《尼斯晨报》，2022 年那篇说是格里高利十六世为他恢复了名誉，2026 年那篇说的是 1876 年庇护九世为他恢复了名誉。两位教皇的在位年份隔着三十年。一个说得通的解释是分成了两次——1844 年前后获准运回意大利，1876 年才获准在圣地安葬——但这个解释本身也只是综合推断，没有单一权威来源能证实它5253。
1876 年，帕尔马 Villetta 公墓里立起了他的墓。委托立碑的是他儿子阿基莱——碑文写的是“儿子自巴勒莫立此碑以永志不忘”。碑由雕塑家瓦尔尼（Santo Varni）制作，工程师贝尔加马斯基（Marco Sante Bergamaschi）设计，是一座多立克式的小神庙，八根石柱托着檐部，内部石棺上方立着他的胸像，高处是纹章5758。同一份意大利语条目里，另有一处把这座墓的年份写成 1889 年，与它自己前文的 1876 年互相矛盾；公墓管理机构和帕格尼尼比赛的官方页面都作 1876 年58。
他花了一辈子去否认的那些故事，最后也没有让教会给他开门。而与他有关的东西今天各自有了去处：他遗嘱里写明送给热那亚的那把 1743 年瓜尔内里，在多利亚—图尔西宫的玻璃柜里；他右手的石膏模在巴黎的音乐博物馆；二十四首随想曲的封面印着“献给艺术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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