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四十五本、卢梭决裂与临终安排 (2026)

1776 年 4 月 18 日，大卫·休谟坐在爱丁堡写《我的一生》。他的肠道疾病已经被他认定为“致命且无法治愈”，身体正在迅速消瘦，精神却保持清醒。他写道，自己几乎没有受多少痛苦；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人生，最后这段日子甚至值得重过一遍。1

三个月后，詹姆斯·鲍斯韦尔去拜访他，原本打算劝这位哲学家在临终前皈依。鲍斯韦尔看到的休谟已经瘦得吓人，身上穿着灰色衣服，手边放着一本修辞学著作。他问休谟是否害怕死后什么都没有，休谟回答，自己“和从未存在过一样”不感到不安。这份访谈记录了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怎样看见休谟的临终状态。鲍斯韦尔把当时的记录和后来的记忆整理在一起，文字带有他的宗教立场，不能当成录音一样的逐字现场。2

休谟最后以这种状态走完了病程。约瑟夫·布莱克医生在第二天写信说，休谟于 1776 年 8 月 25 日下午四点左右去世，临终保持清醒，几乎没有痛苦，也没有流露不耐烦。爱丁堡大学的历史页面把日期写成了 8 月 26 日；布莱克的信、墓碑资料和大多数传记都支持 8 月 25 日。3 4

一个哲学家怎样面对死亡，往往会被后人讲成道德寓言。休谟的麻烦在于，他生前已经替自己写好了版本：他把一生写成一个性情温和、喜欢交际、很少记仇、主要热爱文学声名的人。这个版本有朋友的证词支持，也有自我修饰的成分。要看清这个人，得从他自己承认失败的地方开始。

“我们的戴维”

休谟 1711 年 4 月 26 日按旧历出生在爱丁堡，家族庄园 Ninewells 在苏格兰边区的白水河旁。父亲约瑟夫·休谟在他还是婴儿时去世，母亲凯瑟琳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休谟后来回忆，母亲年轻、漂亮，却把全部精力放在孩子身上；长大后的他也一直把母亲写成自己早年生活里最可靠的人。1 5

后来的传记还流传过一句母亲对他的评价：“我们的戴维性情很好，只是脑子不算特别灵。”这句话很有戏剧效果，也很适合用来挖苦一位后来改变哲学的人。问题在于，T. H. 赫胥黎转述它时已经提醒读者，这句话“可能带有一点杜撰”。它可以作为后世塑造休谟形象的趣闻，不能当作母亲留下的可靠诊断。6

1723 年 2 月 27 日，十二岁的休谟以“David Home”的名字登记进入爱丁堡大学希腊文班。家里原本希望他学法律，休谟却趁家人以为他在读法律书时，偷偷读西塞罗和维吉尔。十五岁左右，他离开大学，之后靠自己挑选阅读材料。大学没有给他一张毕业证，却给了他一个很早就开始独自组织知识的生活。1 7

大约十八岁时，休谟觉得自己面前突然展开了“一片新的思想图景”，兴奋得几乎无法停下来。他放下了原先的职业计划，开始把哲学当成一生的工作。几个月后，兴奋变成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崩溃。休谟在一封写给医生的长信里回忆，1729 年 9 月初，他的热情仿佛一下子熄灭；医生把这种状态称作“学者病”，给他开苦味药、抗癔症丸、红葡萄酒和骑马疗法。8

休谟后来把生活重新拉回自己熟悉的轨道。他没有进入一个新职业，也没有停止写作，而是把研究带到法国。1734 年，他带着推荐信到布里斯托尔投身商业，几周或几个月后就发现自己完全不适合这一行。雇主的名字没有留在可靠材料里，后人给出的具体姓名都不值得采用。休谟随后前往法国，先到兰斯，主要住在拉弗莱什；他在那里写成《人性论》。1 5

拉弗莱什是笛卡尔曾经读书的地方，也有耶稣会学院。旧传记讲过一则故事：一位耶稣会士谈起奇迹，休谟当场构思出后来“论奇迹”的论证。这个故事的来源链条是旧传记再转述，并非休谟本人的记录。可以确认的是，休谟确实在拉弗莱什完成《人性论》的主体；“他在现场听到某人谈奇迹，于是立刻发明了论证”属于后人添上的戏剧动作。1 5

一本“死产”的书

《人性论》第一、二卷在 1739 年匿名出版。休谟后来写得很狠：他称这本书“像死胎一样从印厂出来”，甚至没有引起宗教狂热者的一声抗议。这个句子很容易被读成单纯的自嘲，实际情况更复杂。出版商约翰·努恩付给他五十英镑和十二本样书，初版约印一千册；书评有人承认作者有“高超才能和飞扬的天分”，休谟却只觉得那篇评论“带着几分辱骂”。1 5

休谟没有因为第一本书受冷落就退回法律或商业。他把《人性论》第一卷改写成《人类理解研究》，又把道德哲学部分改写成《道德原则研究》。这一步很重要：他后来成名的书，往往是把早期艰难的论证改成更适合公众阅读的散文。休谟的哲学核心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清楚：因果关系依靠经验中的恒常结合和心灵形成的期待，归纳推理依靠习惯，道德判断依靠人的情感反应。9

他很快遇到一个比销量更直接的麻烦。1744 至 1745 年间，爱丁堡道德哲学教席空出，休谟申请这个职位。教士群体把他指成怀疑主义者、无神论者，还怀疑他同情詹姆士党；詹姆士党是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政治力量，在当时的英国政治中带有明确的党派风险。市政当局最后选了威廉·克莱霍恩。休谟匿名出版《一位绅士致爱丁堡友人书》，逐条反驳针对自己作品的指控，教席仍然与他擦肩而过。10 11

休谟后来又申请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席，结果同样失败。他终身没有拿到大学教授职位。这个事实解释了他为什么把学术生活安置在别处，却不能解释他的全部思想。一个人没有教席，可能会失望；失望如何变成一套关于经验、情感和人性的哲学，仍然要回到文本里去看。

1745 年，休谟被介绍给安嫩代尔侯爵，去一座乡间宅邸照看这位需要帮助的年轻贵族。休谟得到预付款和年薪，却与侯爵的表亲、负责管理宅邸的文森特上尉发生冲突。休谟觉得对方把自己当成仆人，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1746 年 4 月 15 日，他被解雇，还得为已经开始的季度薪金起诉侯爵的产业。5

这份工作给了休谟一笔可观的薪水，也让他进入了更大的世界。之后他跟随圣克莱尔将军远征，原计划攻打加拿大，最后却变成对法国海岸的袭击；再后来，他穿上军官制服，随使团经过维也纳、曼图亚、米兰和都灵。休谟自己说，这两年几乎是他一生仅有的两次学习中断；他回国时靠节俭积下了将近一千英镑。1

图书馆里的坏书和第一年卖出的四十五本

1752 年，爱丁堡律师公会聘休谟做图书馆馆员。薪水很少，书却很多。休谟把这份工作写成“几乎没有薪俸，却让我支配一座大图书馆”。他从这里开始写《英格兰史》，后来出版六卷。1 9

这份工作也给他带来了一场很不哲学的争吵。1754 年，馆务委员会因为他购入拉封丹的《故事集》、布西-拉比坦的《高卢艳史》和克雷比永的《漏勺》，斥责这些书“有伤风化，不配进入学术图书馆”。休谟撤回申诉，后来把薪俸转给盲诗人托马斯·布莱克洛克；1757 年，他写了一封简洁的辞职信，离开了图书馆。5

《英格兰史》的第一卷又给了他一次公开的难堪。休谟在自传里说，自己试图同时冒犯现政权、党派利益、宗教权威和民众偏见，结果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辉格党人、托利党人、教士和自由思想者一起骂他。出版商告诉他，第一年只卖出四十五本。休谟甚至认真考虑过搬到法国乡下，改名换姓，再也不回英国。1

几年之后，书卖得很好，稿酬让休谟变得真正独立。他的声誉也从“写了一本没人理的哲学书的人”，变成了历史学家、散文家和欧洲文人。这个反转也给他的哲学留下了一个可供对照的场景：休谟认为人的判断会受到习惯、情感和他人评价的影响；他自己也不得不在销量、评论、教席和沙龙的目光里反复调整对自我的叙述。这个对照是阅读角度，不是“生活经历导致理论”的单线因果。9 12

巴黎的掌声与一张餐桌

1763 年，赫特福德伯爵邀请休谟随英国使团去巴黎。休谟起初拒绝：他担心和权贵建立关系，也担心自己这个年纪和性情无法适应巴黎的应酬。伯爵再次邀请后，休谟接受了。1765 年夏天，赫特福德去爱尔兰任总督，休谟还在里士满公爵到任前担任了几个月的代理公使。1 9

休谟在巴黎受到的欢迎超出他的预期。他自己说，各个阶层的男女都来向他示好；他越躲开过度的殷勤，别人越把殷勤堆到他身上。他一度想在巴黎定居终老。巴黎文人圈把他当成英国历史学家和大作家；休谟笔下那个谨慎观察人性的哲学家，也在这份公共形象里出现了。1 9

还有一则更热闹的故事：据狄德罗的记述，休谟在霍尔巴赫男爵家吃饭时说自己不相信真正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霍尔巴赫让他数桌边有多少人，答案是十八；男爵说，其中十五个可以立刻指出，另外三个还没有决定。这个故事经过狄德罗、传记作者和后来的文章多次转述，细节存在版本差异。它能说明后人怎样把巴黎沙龙写成“无神论者的餐桌”，却不能证明休谟本人在那晚说过每一个字。13 14

休谟的宗教立场很难用一个标签收束。《自然宗教史》把宗教信念写成恐惧、不确定性和拟人化逐步形成的心理过程；《人类理解研究》里的“论奇迹”要求读者比较证言的可靠性与奇迹本身的离奇程度；《自然宗教对话录》让菲洛、克林西斯和德米亚分别发言，把作者立场藏在对话的缝隙里。休谟死后，人们仍在争论他究竟是不是无神论者。《对话录》的多声部写法和人物立场的暧昧，给后人留下了持续争论的空间。9 15

卢梭从怀里扑来，后来写成了控诉书

休谟和卢梭的关系起初非常热烈。1762 年，《爱弥儿》遭到查禁后，休谟开始帮助卢梭寻找英国庇护。1765 年 12 月，卢梭写信说，自己几天后就要出发，“投身到你的怀中”。1766 年 1 月，两人渡海到英国。卢梭后来记得自己在多佛拥抱休谟、哭着亲吻他的脸；休谟也写下了这个场面。16 17

休谟替卢梭找住处，还通过康威等人设法让英国王室同意一份秘密年金的安排。年金的具体金额没有得到休谟手稿或 1766 年小册子的确认，早期《国家传记辞典》写过每年一百英镑，其他材料的说法不同；最稳妥的写法是“秘密年金安排”。这项安排最终没有变成卢梭领取的收入。5 16

几个月后，卢梭开始怀疑休谟和瓦尔浦尔的恶作剧有关。瓦尔浦尔曾冒充普鲁士国王给卢梭写过一封讽刺信，抄本流传到欧洲；卢梭随后在报纸上公开指责英国有人参与散布。休谟认为，自己是“最不应该被怀疑的人”，却突然成了“第一个被怀疑、甚至被认定的人”。休谟的手稿把这场争吵写成一串证据、概率和利益的计算，试图说明一个正常人为什么没有理由做那件事。16

卢梭的控诉里有一幕后来反复出现：据卢梭 1766 年 7 月 10 日写的长信，两人在旅途中睡在同一间屋里，夜里休谟反复喊“我抓住卢梭了”。卢梭还写道，自己不知道休谟当时醒着还是睡着。地点在这封信里出现过不同写法，后来的研究者也怀疑两人当晚是否真的睡在同一间屋里；休谟从未承认这段梦话。它可以作为“卢梭这样回忆并解释休谟”的材料，不能当作休谟确实在梦里说过这句话的事实。16

6 月 23 日，卢梭写信宣布终止友谊；休谟几天后回复，说自己愿意向全世界声明，对卢梭的友谊“无边无际，从未中断”。7 月 10 日，卢梭寄出一封像公函一样的长篇控诉；休谟后来把双方通信整理成《休谟先生与卢梭先生争讼纪实》。亚当·斯密、布弗莱夫人和杜尔哥都劝他保持沉默，他最终还是出版了说明。16 17

这场决裂没有一个可以让所有人满意的结论。卢梭把内心的确信当成证据，休谟把常识、概率和可观察的利益摆到桌面上；卢梭在休谟身上看见阴谋，休谟在卢梭身上看见病态想象。两个人都在写自己的版本，也都把对方的版本当成性格证据。把这场争吵简单讲成“一个疯子欺负一个好人”，读者会错过真正有意思的部分：启蒙时代最会谈论理性的人，最后被自己的记忆、名声和友谊拖进了一场无法靠理性程序收尾的私人官司。

温和的人也会写“完整答复”

1767 年，休谟在康威手下担任副国务秘书；1769 年，他回到爱丁堡，告诉朋友自己年收入一千英镑，身体健康，终于可以安心生活并等待声誉继续增长。早年那个需要依靠稿费、军队半薪和临时职位的人，确实完成了“经济独立”的计划。1

他晚年在爱丁堡的新城生活，与妹妹一起住，继续参加 Poker Club，这是一个供爱丁堡文人聚会的社交团体；妹妹继续替他料理家务，他也继续和苏格兰朋友往来。1775 年，他要求出版商在新版论文集里加入一则《广告》，告诉读者只有后来的文章才应被视为包含自己的哲学立场。休谟还在给出版商的信里说，这则《广告》是对托马斯·里德和“固执的蠢货”詹姆斯·比蒂的完整答复。一个被朋友称作温和的人，仍然会在临终前给敌人写这样一句话。9 13

休谟的“温和”更适合当作一项需要检验的自我描述。他在《人性论》里把自我写成知觉的连续束：每次深入观察所谓“自我”，我们遇到的总是冷热、爱恨、痛苦或快乐等具体知觉，找不到一个脱离知觉、单独站在里面的实体。斯蒂芬·坎贝尔-哈里斯在《The Philosophers' Magazine》的解释里提醒读者，休谟在《人性论》附录中又承认自己没有完全解决知觉如何联结的问题。9 12

休谟的生活却充满了具体关系：母亲、妹妹、亚当·斯密、巴黎沙龙、卢梭、图书馆同事、外交上司和爱丁堡的朋友。把这些关系直接解释成“束论的来源”会越过证据；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却能让抽象的“自我”暂时拥有一张生活地图。休谟的哲学要求读者从经验中的印象出发，他自己的传记也逼着读者从信件、账目、书目、墓碑和互相冲突的回忆出发。

死亡留给后人补写

1776 年春，休谟写完《我的一生》；同年夏天，他让侄子和出版商处理《自然宗教对话录》的身后出版。亚当·斯密因为担心争议而拒绝替他出版，出版商威廉·斯特拉恩也没有立即接受，最后侄子在 1779 年安排出版。休谟对身后文本的安排，和他在《广告》里切割《人性论》的动作很像：他一直在安排后人先读哪一个版本的自己。3 14

7 月 7 日，鲍斯韦尔还在问他来世是否存在；8 月，布莱克医生写下了他的死亡时间和临终状态。休谟临终前和朋友谈话、读书、修改自己的作品，斯密后来把这些细节写进悼函，并称他“几乎达到人类脆弱所允许的、完全智慧而有德之人的标准”。这句话塑造了休谟此后的公共形象，却也把一个复杂的人压缩成了“从容赴死的哲人”。3

休谟的遗嘱要求墓碑只写姓名和生卒年份，把其余内容留给后人补上。朋友罗伯特·亚当后来为他设计了一座罗马式圆墓，建在爱丁堡老卡尔顿墓地。这个要求很像休谟本人：他不拒绝留下记录，却不愿替后人把记录整理成一个最终答案。4

他的一生确实可以被压缩成几件好记的事：一本“死产”的书，《英格兰史》第一卷第一年只卖出四十五本，一场从拥抱开始的卢梭决裂，一部被安排到死后才出版的《自然宗教对话录》，以及一个在病中仍然安排自己如何被阅读的人。剩下的部分，休谟已经替后人留下了足够多的信、书、账目和争议。墓碑只刻着姓名和生卒年份，其他内容还在等待下一次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