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特南：工厂门口的毛主义党报、缸中之脑与推翻自己的“叛徒”

1981 年冬天，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希拉里·普特南的新作《理性、真理与历史》。普特南在第一章端出了二十世纪哲学界流传最广的思想实验：假想一位不幸的人遭遇了邪恶科学家的神经手术，大脑被完整切除，泡在装满营养液的玻璃大缸里1。实验室里的超级计算机把精密电极接入受害者的神经末梢，日夜投喂以假乱真的电流信号，让这颗孤零零的大脑深信自己正坐在阳光洒满的河畔读小说，或者正悠闲地在林荫道上散步23。

自笛卡尔在十七世纪抛出“恶魔假说”以来，哲学家们常常为这种怀疑论噩梦抓耳挠腮：如果感官证据可以被全盘伪造，凡人究竟凭什么断定自己脚下踩着真实的大地？然而普特南端出这颗大脑，意图恰恰相反。他随即发起了一场绝妙的语义学突袭：如果全人类从一开始就全都是泡在缸里的脑子，那么“我们是缸中之脑”这句话在逻辑上会自动变成一句假话12。

普特南给出的解题思路极其刁钻。根据他在七十年代打磨成熟的因果指称论，词语要想准确指称现实世界中的某种物理实体，说话人必须同该实体建立真实的因果历史链条2。缸里的大脑一生只能接触电路脉冲与计算机程序生成的虚拟幻象，这颗大脑嘴里的词语“缸”和“脑”，指称的对象本质上只是程序算法里的像素特征或者电子信号12。当缸中之脑慨叹“我是缸中之脑”时，它实际表达的意思是“我是电路幻象里的脑”，而现实中的它分明是一颗浸泡在真正物理大缸里的生物器官。普特南由此宣布，这种绝对怀疑论假说陷入了滑稽的自指矛盾，根本无法成立23。

这位能把形而上学讲成科幻先锋剧本的学者，平日里绝无半点书斋隐士的清高。他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哈佛校园里掀起过一轮又一轮风暴，甚至一度让整个大学建制派高层彻夜难眠4。

希拉里·普特南于 1926 年 7 月 31 日出生在芝加哥，生来就带着浓厚的激进基因35。他的父亲塞缪尔·普特南是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罗曼语文学家兼翻译家，曾以翻译拉伯雷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名动文坛，同时也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长期在美共机关报《每日工人报》撰写专栏34。普特南出生六个月后便跟随父母迁居巴黎，在海明威、庞德与乔伊斯穿梭的先锋文人圈子边缘长大，他的童年母语甚至是一口流利的法语45。

1934 年全家迁回费城后，普特南在费城中央高中结识了同龄的诺姆·乔姆斯基，两人随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同窗求学，结下了贯穿一生的论战友谊45。普特南在数理逻辑领域展现了罕见的天赋：他在宾大一口气拿下了哲学、数学与语言学三个专业学位，随后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跟随逻辑实证主义宗师汉斯·赖欣巴哈深造，仅仅耗时两年便完成了关于概率概念的博士论文45。五十年代执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普特南同时握有哲学系与数学系的终身教职，并与马丁·戴维斯、朱莉娅·罗宾逊合作给出了解决希尔伯特第十问题的关键步骤（后由马季亚谢维奇最终补全证明），计算机科学界至今通用的布尔可满足性求解算法（DPLL 算法）同样铭刻着他的名字35。

然而，象牙塔里的顶尖教职困不住普特南躁动的政治冲动。六十年代越战爆发，美国反战运动浪潮席卷各大高校。1963 年尚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的普特南便牵头组建了波士顿最早的一批师生反战委员会46。1965 年受聘为哈佛大学正教授后，他的政治行动进一步激化：他在集会上带头当众焚烧征兵卡，出任“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DS）哈佛分会的官方教职顾问，并在同年正式加入了信奉毛主义的极左翼组织“进步劳工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简称 PLP）34。

哈佛校园里随即上演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极其荒诞的奇观。这位讲授高阶数理逻辑的名讲席教授，清晨七点钟会准时穿上粗布旧外套，站在波士顿工厂的大门口，顶着寒风向刚下早班的产业工人们散发党报《挑战》（Challenge），并热情地拉住工人讨论国际政治4。为了践行无产阶级平民化，他搬出体面的郊区公寓，跑去和几名激进青年学生挤在一座集体公社里生活4。在哈佛的哲学讨论课上，普特南一度坚决拒绝坐在代表教授权威的讲台中央，他径直坐进教室最后一排的普通学生座椅里，逼得全班同学不得不整堂课把身体扭过来听他讲授；后来到了政治态度更加激进的阶段，他又走上讲台，在课上激情推荐学生去读毛泽东的红宝书4。

当心理学教授理查德·赫恩斯坦发表引发种族智商争议的言论时，普特南直接带队冲进对方的课堂发起公开抗议，迫使校方出面斡旋4。哈佛大学的管理层与保守派校董们被这位终身教授搞得焦头烂额，甚至一度有人悄悄在全美哲学学会内部策划散布抵制他的流言7。

这场轰轰烈烈的狂飙止步于 1972 年。面对进步劳工党内部日益滋生的宗派主义狂热，以及海外共产主义运动中触目惊心的人权侵犯真相，普特南在深感幻灭后决然退出了该党348。1997 年，在波士顿阿灵顿街教堂举行的一场越战反征兵老友聚会上，年逾古稀的普特南当着数百名同道平静地坦白：当年加入进步劳工党纯粹是自己人生中的“一个大错误”34。

政治狂热逐渐消退的同时，普特南把整个身心转回了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的核心地带。1975 年，他发表了足以载入二十世纪哲学史册的代表作《“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39。

在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里，普特南向西方哲学自洛克、笛卡尔以来延续数百年的“心理主义传统”砸出了致命重拳。传统观念认定，一个词语的意思就是人类大脑或心灵中的概念印记、主观意象或定义描述；两颗大脑只要神经状态与主观体验完全一致，它们赋予词语的意义就必然完全对等。普特南对此送上了一句流传半个世纪的辛辣嘲讽：

为了把这个道理烙进同行的常识直觉，普特南构思了闻名遐迩的“双生地球”（Twin Earth）实验34。假想宇宙深处存在一颗与地球毫厘不差的“孪生地球”，上面有一座一模一样的波士顿城，生活着一位在分子层面上与地球人奥斯卡完全对应的克隆人。双方的大脑生理构造、脑电波、生活习惯甚至童年记忆分毫不差。这两颗星球唯一的物理差异在于水：地球湖泊海洋里流淌的是 H2O，而孪生地球上清澈无味、解渴降温的透明液体，化学构成却是一种复杂的化合物 XYZ34。

普特南把时间标尺拨回化学分子理论尚未问世的 1750 年。当时的地球奥斯卡与孪生奥斯卡谁都不知道水分子到底由什么构成，两人的主观心智状态处于绝对相等的镜像状态3。然而，当 1750 年的地球奥斯卡端起水杯说“水真好喝”时，他的词语“水”指称的是真正的 H2O；而孪生奥斯卡说出同一个词时，指称的却是 XYZ。两个人的脑内生理状态毫无二致，词语的意义却截然不同。普特南借此确立了“语义外在论”（Semantic Externalism）：决定语词意义的关键纽带，是说话者身体外部所处的真实自然世界与因果链条，纯粹封闭的头颅内部根本装不下完整的意义23。

更具人情味的是普特南在文中关于“语言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inguistic labor）的坦诚交代。他在论文里大方自嘲：自己在植物学上是个彻头彻尾的门外汉，他根本分不清窗外的榆树（elm）与榉树（beech）在叶片脉络和树皮形态上到底有何区别49。他在脑海中浮现出的榆树草图与榉树草图完全长成同一副模样。按照旧式哲学的说法，既然普特南无法辨别两者，他就根本无法准确指涉这两种植物。

普特南反驳道：语言从来是一项全社会协同作业的集体事业34。普通民众使用“黄金”这个词，并不需要每个人都随身携带试金石与浓硝酸去鉴定黄金的成色。只要语言社群内部存在受过专业训练的金匠、化学家与植物学家，整个社会的词汇流通便会通过无形的信任链条锚定在真实物理世界上。普特南虽然分不清树木，但他身后的植物学家们分得清；他的词语通过社会链条挂钩在植物学专家的知识库上，因此他依然可以在现实中毫无障碍地表达“院子里那棵榆树倒了”34。

普特南对二十世纪心灵哲学的改造同样深刻，而且充满了他标志性的自我推翻戏剧性。

六十年代以前，英美分析哲学界正被两大阵营割席对峙：一派是死板的行为主义，认定人类的一切心智体验都不过是外在行为反应的集合；另一派则是正值盛年的“心脑同一论”（Type-Identity Theory），坚称心理状态必然精确等同于大脑内部某种特定的生物神经物理状态，仿佛疼痛就是某种特定 C 纤维神经元的放电反应410。

1960 年发表《心灵与机器》以及 1967 年发表《心理谓词》（后更名为《心理状态的本质》）时，普特南直接用著名的“多重实现”（Multiple Realizability）命题砸碎了心脑同一论的排他性迷思410。普特南指出，如果疼痛必须等同于特定人类大脑结构的生物放电，那么生理构造迥异的爬行动物、神经系统由触手神经节组成的章鱼、甚至未来宇宙中偶遇的硅基外星生命，在遭受物理损伤时难道就全都不会“感到疼痛”？

心智体验的本质在于其在整体系统内部承担的“因果功能角色”，在于它怎样连接输入刺激、内在状态转化与输出反应，而绝非依赖于底层物质由什么质料构成510。普特南为此留下了另一句广为引用的名言：“哪怕我们的肉体是用瑞士奶酪做成的，只要功能因果网络正常运转，也完全不耽误我们拥有心智。”（We could be made of Swiss cheese and it wouldn't matter.）4

普特南以此创立了“机器状态功能主义”（Machine State Functionalism）：大脑只是硬件机体，心智则是运行在硬件上的软件程序510。这套理论顺理成章地将心智哲学与早期计算机科学缝合在一起，直接奠定了现代认知科学的半壁江山，赢得了全球学术界的狂热追捧410。

然而，正当学术界弟子与后继者们忙着把功能主义奉为圭臬、出版专著为之捍卫时，始作俑者普特南在八十年代做出了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举动：他发表专论，亲手将自己创立的机器状态功能主义一枪爆头4510。

普特南清醒地意识到，纯粹的计算机图灵机模型陷入了狭隘的技术主义还原。如果承认语义外在论（心智内容依赖外部物理环境与社会历史），那么孤立运行在机器机箱里的算法状态就根本无法捕捉人类活生生的意向性与概念理解45。他毫无包袱地公开撰文推翻自己早年的主张，转向了一种融合亚里士多德传统与维特根斯坦晚期哲学的非还原实在论，留下一众目瞪口呆的追随者站在原地手足无措45。

在当代分析哲学圈内，普特南因其频繁且激进的立场变奏而声名远扬，甚至演变成同行们经久不衰的幽默谈资。

七八十年代，英美哲学界同行们私下编纂了一本流传甚广的讽刺读物《哲学词典》（The Philosophical Lexicon）。在这部专门调侃各大名家怪癖的词典中，“Hilary”被同行们郑重其事地收录为一个度量衡名词，词条释义只有精悍的一句话：

普特南当年的哈佛高足、后来成为澳大利亚唯物主义实在论旗手的著名哲学家迈克尔·德维特（Michael Devitt），曾在多篇论文与公开演讲中半开玩笑半带埋怨地将昔日恩师呼为“叛徒普特南”（the renegade Putnam）5。许多学生追随普特南攻读博士，原本是为了捍卫他在六十年代创立的“形而上学实在论”与“无奇迹论证”（若科学理论不描绘真实世界，现代科学的成功将变成不可思议的奇迹）35。谁料学生们的博士论文刚写到一半，普特南就在讲台上宣布形而上学实在论在模型论悖论面前已经破产，转而扛起了“内蕴实在论”（Internal Realism）的大旗111213。

普特南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坚称：世上根本不存在任何脱离人类认知图景的“上帝视角”（God's Eye view）；真理只能在特定的概念框架内部被理解为“理想条件下的理性可接受性”1112。然而到了九十年代，随着与约翰·麦克道尔等学者的持续交锋，普特南再度自我修正：他认为内蕴实在论滑向了验证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泥潭，随即宣布抛弃内蕴实在论，转向“常识实在论”（Common Sense Realism）与“直接知觉实在论”，晚年又进一步将自己的立场阐述为带有深厚威廉·詹姆斯色彩的实用主义“自然实在论”512。

面对外界关于他“朝秦暮楚”的嘲讽与不解，普特南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坦率与自豪。他在晚年多次当面告知后辈学人：“在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头脑，往往是那些把某种哲学立场思考得足够深透、走到它的另一面、然后果断把它彻底放弃的人。”4他从未把哲学当成用来营建个人纪念碑的砖石，对他而言，一旦发现既有理论存在破绽，亲手拆毁它恰恰是一名知识分子对真理最纯粹的忠诚46。

在这场长达六十年的学术变奏曲背后，始终有一根坚实温暖的锚维系着普特南的生活。

1962 年，普特南在一次国际逻辑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大会上结识了年轻学者露丝·安娜·雅各布斯（Ruth Anna Putnam）46。普特南在半个世纪后的自传文章里深情回忆，两人在会议闭幕之前便已经陷入热恋，并在同年正式步入婚姻6。露丝·安娜后来长期任教于韦尔斯利学院哲学系，夫妻二人在学术上琴瑟和鸣，共同发掘威廉·詹姆斯与约翰·杜威的思想富矿，成为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复兴的核心伴侣56。

七十年代，面对儿女逐渐成长，原本自幼接受世俗无神论教育的普特南夫妇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为了让孩子们免于身份迷茫、抵御外界的歧视偏见，全家人开始主动回归犹太文化传统45。起初他们对传统的宗教仪式几乎一无所知，逢年过节甚至需要四处打听邀请、借坐邻里的逾越节家宴。普特南以中年之躯从头学习希伯来语，钻研罗森茨威格、马丁·布伯与列维纳斯的经典著作34。1994 年，时年六十八岁、早已享誉全球的哈佛大教授普特南在犹太会堂里身披祈祷巾，正式补办了本应在十三岁举行的犹太少年“成人礼”（Bar Mitzvah）4。

这种对伦理与生活实践的关注，促使普特南在 2002 年推出了另一部重要专著《事实与价值两分法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the Fact/Value Dichotomy）5。他论证指出，科学界所谓的“纯客观事实”从来都不可避免地浸润着人类的认知价值追求（简单性、连贯性、合理性），而真正的道德评价同样深深扎根在可验证的现实经验事实之中，两者的机械对立割裂了完整的人生经验5。

2000 年，普特南从任教三十五载的哈佛大学正式荣休346。离开讲台后的晚年时光里，他与妻子露丝·安娜安居在马萨诸塞州阿灵顿的住宅，把大量心力倾注在后院的菜园里46。他常常挽起袖子在泥土中翻耕、除草，用自家菜地收获的新鲜番茄和西葫芦，在厨房里为全家人精心熬制普罗旺斯杂烩炖菜（ratatouille）与浓汤4。

2016 年 3 月 13 日，普特南因间皮瘤转移在阿灵顿家中平静离世，享年八十九岁346。直至去世前数月，这位手握瑞典皇家科学院罗尔夫·肖克奖的学术巨人，依然在自己的个人博客《讽刺杂评》（Sardonic Comment）上敲下敏锐的辨析文字45。

从 1981 年那颗漂浮在大缸里、被超级电脑电极层层包裹的虚构大脑，到 1968 年清晨七点工厂大门前散发党报的瘦削学者；从击碎心脑同一论的瑞士奶酪假想，到学术界津津乐道的“哲学叛徒”自嘲，普特南用漫长的一生证明了一件事：最辽阔的智性历险，永远不在于躲在密不透风的理论城堡里固步自封，而在于随时准备走出安稳的概念温室，带着未解的困惑与诚实的勇气，迎向具体生活的大地与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