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普克：先读完高中、爬桌子拿雨伞与三场没带笔记的讲座

1970 年 1 月，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讲台前站着一位年仅二十九岁、蓄着乱蓬蓬浓密大胡子的年轻人，他就是索尔·克里普克。面对台下坐满的资深哲学家、逻辑学家与研究生，克里普克摊开两手，讲台上连半张讲稿、大纲或便签纸都没有。他全程脱稿，仅凭脑海中飞速运转的纯粹直觉，一口气发表了三场震撼整个英语哲学界的系列演讲123。

台下的听众很快陷入震惊。当时分析哲学界正由戈特洛布·弗雷格与伯特兰·罗素流传下来的“摹状词理论”牢牢统治，哲学家们普遍认定专名不过是一堆描述特征的缩写，形而上学更是被逻辑实证主义打入冷宫多年。然而这位尚未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在没有讲稿的三个下午里，把模态逻辑、语言哲学、形而上学与心灵哲学交织在一起，当场推翻了统治数十年的旧传统，复活了现代本质主义，后来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版的《命名与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哲学经典之一145。

这种全凭直觉、随时能在讲台上徒手拆解哲学大厦的天才作风，贯穿了克里普克充满反差与怪癖的一生。

索尔·阿伦·克里普克于 1940 年 11 月 13 日出生在纽约长岛的湾岸（Bay Shore）。他的父亲迈耶·克里普克（Myer Kripke）是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贝斯埃尔犹太教堂的拉比，母亲多萝西（Dorothy Kripke）则是一位撰写儿童犹太教育读物的作家12。

家庭成员很早就发现了这个孩子的异样天赋。三岁那年，小索尔认真询问母亲，上帝如果真的是无处不在的，自己走进厨房时会不会把上帝挤出去一部分1。九岁时，他已经读完了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并因为困惑于人类如何确认外部世界的真实性而独自钻研笛卡尔。小学四年级时他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代数，晚年回忆时他打趣说道：“如果代数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我自然而然就会把它发明出来。”十二岁时，他偶然读到了大卫·休谟，兴奋地在屋子里到处来回踱步，嘴里不停喃喃自语：“知觉的集合，知觉的集合！”12

读奥马哈高中期间，克里普克的数学能力惊动了附近的战略空军司令部（Strategic Air Command），基地军官特意送来复杂的数学难题请这位中学生协助破解1。1958 年，十七岁的克里普克带着自己研发的符号逻辑系统参加了全美“科学天才搜索”（Science Talent Search）竞赛，将这趟参赛经历称作自己“一生中最难忘的体验之一”6。

高中毕业前夕，十八岁的克里普克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模态逻辑的完备性定理》（A Completeness Theorem in Modal Logic），并于 1959 年正式发表在顶级刊物《符号逻辑杂志》（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上15。论文中创立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后被称为克里普克语义学或关系模型），彻底改变了现代逻辑学的走向，为原本晦涩的模态逻辑提供了清晰严谨的数学基础。

当时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理查德·蒙塔古（Richard Montague）看到这篇论文后，当场取消了自己原定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坦承自己的研究成果已经被这个高中生提前攻克了1。哈佛大学数学系得知消息大为震动，随即寄来信件，郑重邀请这位青年才俊前来申请数学系教席。克里普克提笔写下了一封载入学术史册的简短回信：

高中毕业后，克里普克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数学本科学位。在哈佛读书期间，这位本科生就已经受邀横跨查尔斯河，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和耶鲁大学给满屋子的研究生讲授高阶逻辑学课程12。1962 年从哈佛取得数学学士学位后，他入选享有盛誉的哈佛研究员学会（Society of Fellows）。令人称奇的是，除了后半生获得的诸多名誉博士外，这张哈佛本科学士学位文凭，是他一生中正式取得的唯一学位，他从未读过哲学博士学位，却在毕业后不久直接成为了世界顶尖大学的哲学正教授12。

1970 年普林斯顿的那三场脱稿讲座，集中展现了克里普克如何用极简的常识经验，正面粉碎支配哲学术语数十年的教条。

以往哲学家习惯将专名理解为一系列特性的集合。例如谈到“亚里士多德”，人们脑海里浮现的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或“《形而上学》的作者”。克里普克敏锐地指出，如果名字真的等于这串描述，那么说“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就会变成毫无信息量的废话同义反复，宛如说“单身汉是没有结婚的男人”；而说“亚里士多德当年完全可能放弃哲学选择从政”，就会直接在逻辑上变成自相矛盾的话。但在日常直觉中，每个人都能清晰地设想亚里士多德当年完全可以放弃学术去经商，也完全能设想理查德·尼克松在 1968 年的美国大选中落选15。

克里普克指出，专名在本质上是一个“严格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它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坚定地指称那个最初被命名的同一个对象。专名指称的确定依赖一条横跨时空的“因果-历史链条”（causal-historical chain）。一个婴儿在摇篮中降生，父母为他举行洗礼赋予名字；周围的朋友听说了这个名字，消息在社交网络中一环接一环地传递开来。普通人在街头提起“尼克松”或“爱因斯坦”时，即便自己对相对论或水门事件的细节一无所知甚至记错了全部史实，说话者依然能成功指称爱因斯坦本人，原因就在于谈话者身处这条始于最初命名的社会语言长链末端124。

针对当时大卫·刘易斯等哲学家对“可能世界”的实体化想象，克里普克当场作出了著名的澄清。克里普克强调，可能世界是人们在思想中“规定”（stipulated）的反事实情境，无需在遥远星系中用望远镜寻找实体星球，人们更无需去猜测哪一个长相相似的居民才是尼克松。当我们设想尼克松当年当了清洁工或者在十岁时夭折，我们在谈论的自始至终就是现实世界中由那一颗特定精子与卵子结合孕育出来的同一个尼克松1。

在这场哲学地震中，克里普克最震撼人心的突破，在于一刀切开了西方认识论与形而上学混淆了数百年的结线。自康德以来，哲学界几乎无条件默认“必然的”就等于“先验已知的”。克里普克明确论证，“必然性”是一个关于世界本身客观状态的形而上学概念，而“先验性”关乎人类认识途径的认识论概念。世界上存在大量必须依赖后天经验科学发现、但其本身却具有绝对客观必然性的真理，即著名的“必然后验命题”（necessary a posteriori）15。

例如“水是 H2O”或“热是分子的平均动能”。人类在经验科学发展之前根本不知道水的化学分子构成，这一事实的发现完全是后验的；然而一旦我们通过科学手段查明了水的真实微观本质，在所有可能世界中，凡是水的事物就必然是 H2O。这一洞见随即被他用来正面狙击当时大行其道的心灵哲学“心脑同一论”：热之所以在感觉上是烫的，与分子运动本身可以剥离；但疼痛的感觉与疼痛的心理状态具有内在必然同一性，如果物理主义者宣称疼痛仅仅是某种神经 C 纤维放电，便无法解释为何某种神经放电完全可能发生而主体却毫无疼痛体验1。

尽管在哲学讲台上展现出宛如阿基米德般清晰严密的智性压迫感，日常生活中的克里普克却是一个怪癖丛生、充满孩子般天真与笨拙的人。

他极其厌恶动笔写书。在加入纽约城市大学（CUNY）研究生中心之前，这位被公认为世界顶尖的哲学家，竟然有 70%到 90%的研究成果从未正式付印发表，长期封存在堆积如山的开盘录音带、杂乱便签和手稿箱里12。克里普克阅读量极为广博，但在读书过程中从来不做任何笔记，全靠惊人的大脑容量归档吸收。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麦考什哲学讲席教授（McCosh Professor）长达二十余年，校园里的师生们常常能看到一个奇特景观：这位满头白发、留着大胡子、衣着皱巴巴的哲学泰斗，手里总是拎着波士顿廉价百货折扣店“法林地下室”（Filene's Basement）的普通塑料购物袋，里面鼓鼓囊囊塞满了极其珍贵的手稿与书籍，在校园林荫道上步履匆匆地晃荡24。

在学术研讨会现场，他也经常做出令人目瞪口呆的举动。有一次在阶梯研讨室开会，克里普克忽然发现自己刚才落在教室另一头长桌中央的一把雨伞。为了取回雨伞，这位著名学者没有选择绕过人群，而是当着全屋同行和学生的面，直接手脚并用在中央会议长桌的台面上匍匐爬了过去，一把抓起雨伞，然后再原路爬了回来。大家被这一幕惊得哑口无言，事后有人忍不住跑去问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取伞，克里普克一脸无辜且认真地回答：“因为我当时只是想尽量不引人注目……”1

作家兼哲学家丽贝卡·戈德斯坦（Rebecca Goldstein）在其 1983 年的成名小说《心身问题》（The Mind-Body Problem）中塑造的天才主角诺姆·希梅尔（Noam Himmel），被普遍公认是以克里普克为生活原型的生动写照1。

在个人信仰与生活上，克里普克是一位极其严格遵守传统律法的犹太教徒。每逢周五下午，随着安息日（Sabbath）日落时分的临近，如果他还在车上，他就会神情慌张、拼命催促开车的友人疯狂加速超车，必须赶在太阳落山、安息日正式降临之前抵达住处做好晚饭。根据宗教戒律，犹太人在安息日期间不得从事劳动，包括书写文字。克里普克在安息日期间极为谨守这一禁令，绝不下笔写下任何字句，但他同时带着一种典型的逻辑学家幽默自我宽慰道：律法禁止他在安息日把哲学构想写在纸上，但并没有禁止他的大脑在这一天里自由地思考它们1。

1976 年，克里普克与在普林斯顿和牛津执教的英国女性哲学家玛格丽特·吉尔伯特（Margaret Gilbert）结婚，这段婚姻后来以离婚平静收场1。

进入八十年代，克里普克再次凭借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掀起了学术狂潮。1982 年，他出版了《维特根斯坦论规则与私人语言》（Wittgenstein on Rules and Private Language）。

克里普克在书中敏锐地提炼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规则遵循悖论”：假定某人一生中做过的加法运算数字都小于 57，当他第一次面对“68 + 57”时，他按照直觉给出了“125”。此时出现了一个怀疑论者发难：你过去学习所谓的加法规则时，心里真正掌握的其实是一种叫作“quus”的运算规律，该规则规定两数相加若均小于 57 则等于正常和，否则一律等于 5。克里普克追问，在过去的客观事实或心灵状态中，究竟有哪一项事实能百分之百确证你过去所意指的规则是加法而非 quus？如果没有事实能够决定规则的遵从，那么任何行为在解释之下都可以被说成符合规则，或者违背规则，语言的意义由此陷入深渊17。

克里普克特意说明，自己是在阐发维特根斯坦哲学深处的怀疑论挑战，无意代表其全部原意。然而这本书一经问世，便引爆了整个维特根斯坦学界。学者们一方面惊叹于其论证之刁钻犀利，另一方面又愤怒指责他扭曲了维特根斯坦的本意，学界甚至专门造出了一个生动的新词汇——“克里普肯斯坦”（Kripkenstein），用来特指克里普克眼中那个充满怀疑论魅影的维特根斯坦变体17。

1994 年，一场更大的学术优先权风波席卷而来。在当年的美国哲学学会（APA）年会上，密歇根哲学家昆汀·史密斯（Quentin Smith）公开发难，宣称《命名与必然性》中的核心创新早在数年前就已经被著名女逻辑学家露丝·巴肯·马库斯（Ruth Barcan Marcus）提出。史密斯推测，克里普克在本科期间曾参加过马库斯 1962 年的学术报告并参与讨论，可能在当时没有完全理解对方的思想，后来在漫长岁月里逐渐将那些观点内化成了自己的发明。指控瞬间在学术界掀起滔天风暴。随后，普林斯顿哲学家斯科特·索姆斯（Scott Soames）等学者挺身而出，作为克里普克与马库斯两人的共同密友，索姆斯发表长文，逐条对比文献演进脉络，对史密斯的指控展开了有力的反驳与澄清1。

步入新世纪后，克里普克的生活迎来了另一个戏剧性的转折。他那位当拉比的父亲迈耶·克里普克早年在内布拉斯加州时，是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早期密友与邻居。当年克里普克夫妇将自己积攒的 6.7 万美元积蓄托付给年轻的巴菲特投资，数十年后，这笔资金奇迹般增值到了 2500 万美元以上。两位老人将巨额财富大量捐赠给教育与慈善机构，其中超过 100 万美元被定向资助给了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2。

2007 年，CUNY 以此为基石正式成立了“索尔·克里普克中心”（Saul Kripke Center）。在中心主任罗米娜·帕德罗（Romina Padró）和加里·奥斯特塔格（Gary Ostertag）等学者数年如一日的协助下，研究人员开始对克里普克半个世纪以来散落在录音带、杂乱讲稿与打字机色带上的庞大未发表成果进行数字化抢救与整理出版，相继推出了《哲学困扰》（Philosophical Troubles）等重要学术文集12。

2022 年 9 月 15 日，索尔·克里普克因胰腺癌在新泽西州普兰斯伯勒（Plainsboro）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医疗中心安详离世，享年八十一岁134。就在去世前的那个秋季学期，这位老哲学家还在讲台上与同僚共同讲授一门纪念《命名与必然性》问世五十周年的研讨课2。

电影导演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在评价克里普克独特的讲座与文字风格时曾写道：“与其说他是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继承人，不如说他是爱伦·坡和马克·吐温的传人。”2从那个回绝哈佛邀请、坚决要听妈妈话读完高中的神童，到在研讨会长桌上为了取伞而认真爬过桌面的大胡子教授，克里普克一生都在用孩童般直率而固执的常识直觉，提醒着整个学术世界：语言始终扎根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之中，它是一条活生生连结着具体人群、具体洗礼与真实世界的永恒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