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凯郭尔：安徒生的降温粉、主动求骂与2067号病人 (2026)

1855 年 10 月初，哥本哈根腓特烈医院的走廊里多了一副担架。被送进来的病人瘦骨嶙峋，四肢无力，几小时前刚在秋风中的街头瘫软倒地1。医院当差的人按常规流程登记了他的姓名和身份，给他分配了一张病床，并在档案里标上了编号：2067 号1。

这位 2067 号病人，就是写出《非此即彼》与《恐惧与颤栗》的克尔凯郭尔。在现代思想史上，后人习惯尊称他为“存在主义之父”，哲学系学生熟练背诵他的名句与范畴；但在 19 世纪中叶的哥本哈根，他是全城最让人头疼、到处开火的怪人。他在书里把“单独个体”（Den Enkelte）树立为对抗抽象群体和国家体制的核心，最终他在这家公共医院里领到了一个四位数的工整代号2。

他的生活充满自我搏斗、刻毒嘲讽、惊世骇俗的退婚与荒唐的街头闹剧。那些后来撼动欧洲的思想，都是从这些焦头烂额的麻烦里硬生生挤出来的。

荒原上的咒骂、丧钟与十年老赖

克尔凯郭尔出生于 1813 年 5 月 5 日，是家中七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3。他的父亲米夏埃尔（Michael Pedersen Kierkegaard）靠布料和羊毛贸易发迹，积累下极为丰厚的家资，但整座大宅终年笼罩在严酷的宗教阴影中3。

这股阴影来自父亲心中的恐惧。据克尔凯郭尔 1846 年在日记中记录的家庭记忆，父亲幼年在日德兰荒原放羊，曾因饥寒交迫站在荒丘上愤怒地诅咒上帝4。随着生意迅速暴富，这位父亲陷入了深重的罪咎感，坚信全家都将受到神圣天谴，甚至认定自己的孩子们都活不过耶稣受难的 33 岁3。

死亡确实接二连三地降临这栋宅邸。在克尔凯郭尔年满 21 岁前，他的母亲与五个兄弟姐妹相继病故3。最终，七个孩子里只有克尔凯郭尔与大哥彼得活过了父亲的寿数。

这种沉重的家庭气氛塑造了少年克尔凯郭尔尖刻的自卫本能。在著名的市民道德学校（Borgerdydskole）就读时，他个子矮小，脊柱弯曲，穿着粗硬的平民衣服，常被同学们起外号嘲弄；他便用极其刻薄的辞锋反唇相讥，几句话就能把挑衅者刺得当场痛哭3。

1830 年，克尔凯郭尔进入哥本哈根大学攻读神学。按照父亲的设想，这个聪明过人的幼子应当迅速考取学位，成为一名安稳体面的国家教会牧师。但克尔凯郭尔在大学里当了整整十年的老学生5。

他把大把青春挥霍在哥本哈根的咖啡馆、高档餐厅、皇家剧院和雪茄店里。他穿着量身定制的华服，出入讲究排场，甚至经常从花店采购昂贵的花束装点房间。这种奢侈放浪的生活让他积攒下一大笔债务。根据丹麦皇家图书馆和大学历史记录，他的学生欠款高达 1200 至 1300 帝国塔勒（rigsdaler），这笔钱相当于当时一位大学正教授整整一年的薪水3 5。

1838 年 8 月，老父亲米夏埃尔离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父亲替儿子偿清了所有债务，并留下一笔足以让他一生衣食无忧的巨额资产3。父亲的离世如同一记重击，促使放荡浪子收束心神，在 1840 年夏天终于通过了拖延已久的神学专业考试3。

拿黑格尔黑话把安徒生骂出发烧

在正式拿到学位之前，克尔凯郭尔已经完成了文坛首秀。这场首秀的目标，是当时已经在丹麦声名鹊起的童话大师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38 年 9 月，25 岁的克尔凯郭尔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题为《一位尚在人世者的手记》（Af en endnu Levendes Papirer）5。这本厚达一百多页的小书，通篇都是对安徒生前一年出版的小说《不过是个提琴手》（Kun en Spillemand）的猛烈批评。

当时的欧洲学术界正流行黑格尔哲学，哥本哈根的知识分子言必谈“体系”、“辩证法”与“总体性”。青年克尔凯郭尔也浸泡在这套术语里，他写出的批判文字充满长达半页的复杂长句、晦涩的抽象概念和层层嵌套的德式句法。

克尔凯郭尔在书中指责安徒生是个彻底缺乏“人生观”（Livs-Anskuelse）的作家5。他认为安徒生小说里的天才主角一遇到现实挫折就只会自怜哭泣，把个体的无能怪罪于外在环境，缺乏战胜现实命运的内在精神力量。

这场学术轰炸给敏感的安徒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据哥本哈根大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整理的记录，安徒生读完全书后精神陷入混乱，自称头脑发热、“仿佛在云雾中行走”，甚至不得不遵照医嘱服用当时的退烧镇定药物“降温粉”（cooling powders），才让精神温度冷却平复下来5。

这桩文坛公案展现了青年克尔凯郭尔的矛盾心态。他后来成为黑格尔体系最猛烈的摧毁者，但他的思想起点，恰恰建立在熟练运用黑格尔腔调将文学前辈痛骂一顿的基础之上6。

世纪退婚案与七小时拉丁文答辩

扫清学业障碍并手握丰厚遗产后，克尔凯郭尔迎来了一场轰动哥本哈根上流社会的私人风波。

1840 年 9 月 8 日，他正式向 18 岁的财政部官员之女雷吉娜·奥尔森（Regine Olsen）求婚，两天后双方正式确立婚约3 7。然而，甜蜜仅仅持续了极短的时间，克尔凯郭尔内心那股阴郁与罪咎感再次发作。他在订婚后不久便陷入严重的内耗，认定自己畸形的身心状态、沉重的家族阴影以及注定孤独的思想使命，难以维系世俗婚姻的日常平静7。

1841 年 8 月中旬，他将订婚戒指寄还给雷吉娜，提出解除婚约7。雷吉娜及其家人大为震惊。雷吉娜甚至登门恳求，痛哭挽留，声称离开他便难以独活。为了斩断这段关系，克尔凯郭尔采取了一种极尽残酷的策略：他故意在公开场合、剧院大厅里装作玩世不恭的纨绔子弟，四处吹口哨、寻欢作乐，企图通过败坏自己的名声，让雷吉娜和公众相信他只是个轻浮薄情的负心汉，从而减轻女方被抛弃的社会羞辱7。

到了 1841 年 10 月中旬，两人的婚约最终彻底正式解除3 8。

奇特的是，就在退婚危机闹得最凶的几周里，克尔凯郭尔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最高学术答辩。1841 年 9 月 29 日，他为自己的学位论文《论反讽概念》（Om Begrebet Ironi）举行公开答辩3。整场答辩全部使用拉丁文进行，持续了整整七个多小时，他在台上引经据典，舌战多位资深教授，最终顺利拿下了相当于博士级别的马吉斯特（Magister）学位3。

答辩通过并办完退婚手续后，克尔凯郭尔登上开往柏林的邮政马车，仓皇离开了哥本哈根。

这场退婚在两人的一生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在丹麦皇家图书馆的特藏档案中，至今保存着克尔凯郭尔写给雷吉娜的 32 封情书（其中仅有 4 封带有确切日期），而雷吉娜当年寄给克尔凯郭尔的书信，则在几十年后被雷吉娜本人亲手焚毁8。1849 年，克尔凯郭尔在法律遗嘱中写道，订婚在实质上与正式结婚具有同等效力，决定把所有著作版税与个人遗产留给雷吉娜；但在他去世后，已经再婚的雷吉娜及其丈夫婉拒了全部财产继承，只收回了属于她的一架旧雪茄盒和部分私人物品6 9。

假名狂飙：哥本哈根街头的多重人格

逃往柏林几个月后，克尔凯郭尔重返哥本哈根，将自己反锁在书房中，开启了世界思想史上罕见的出版喷发期。

1843 年 2 月 20 日，厚达两卷的哲学巨著《非此即彼》（Enten - Eller）在哥本哈根书店上架3。封面上印着的主编名字是“维克托·埃雷米塔”（Victor Eremita，意为“胜利的隐士”）。书中虚构了代表审美生活方式的“青年 A”与代表伦理家庭责任的“威廉法官”，让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观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

这仅仅是狂飙的开始。同年 10 月 16 日，克尔凯郭尔在同一天推出了四部作品：假名“沉默的约翰内斯”（Johannes de silentio）署名的《恐惧与颤栗》（Frygt og Bæven）、假名“康斯坦丁·康斯坦修斯”（Constantin Constantius）署名的《重复》（Gjentagelsen），以及以自己真实姓名署名的三篇《劝勉讲道集》3 10。

克尔凯郭尔创造这批假名时，当时的哥本哈根文坛一眼就能认出幕后的作者。他采用“间接沟通”（indirect communication）的策略，让不同的人格角色替他探索人生的可能边界6。审美者沉迷于诱惑、艺术与即刻的快感，最终坠入空虚；伦理者恪守社会责任与婚姻誓言，却在崇高的律法面前感到自我的有限；宗教者则直面荒谬与信心的考验。

在这批作品中，《恐惧与颤栗》探讨了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严酷故事。假名作者“沉默的约翰内斯”在序言中明确坦白：自己作为一个世俗凡人，根本无法理解亚伯拉罕那种超越伦理秩序的信仰举动6。在 1844 年的《焦虑的概念》（Begrebet Angest）中，他把“焦虑”定义为面对无限选择时的心理状态，称之为“自由的眩晕”（svimmelhed）6；而在 1849 年的《致死的疾病》（Sygdommen til Døden）中，他更进一步剖析了“绝望”机制，指出绝望源于自我与自身关系的错位，是人无法接受真实自我时的深层生存状态6。

正如英国《哲学家杂志》（The Philosophers' Magazine）在综述克尔凯郭尔时所指出的，黑格尔试图用一个包罗万象的宏大客观体系解释整个宇宙历史，却单单遗漏了那个必须在当下做出痛苦抉择的具体活人11。在克尔凯郭尔眼里，体系容纳得下概念演进，却安置不了一个人面对死亡、爱情与背叛时的颤抖。

主动登报求骂与全城围观的裤腿

在完成了这一系列繁密的哲学论著后，克尔凯郭尔在哥本哈根街头挑起了一场彻底葬送自己安宁生活的公共骂战。

1840 年代的哥本哈根，有一份极受市民欢迎的讽刺小报《海盗船》（Corsair，丹麦语：Corsaren），主编是年轻作家迈尔·阿龙·戈德施密特（Meïr Aron Goldschmidt）12。这份报纸专门刊登针对政客、教会贵族和文化名流的恶毒漫画与八卦文章，发行量极大，上流社会对它又怕又爱。

最初，《海盗船》对克尔凯郭尔的才华赞赏有加，甚至在书评里吹捧他的假名作品文笔绝伦。然而，克尔凯郭尔对这份小报的廉价吹捧感到厌恶至极。

1845 年 12 月，文学评论家 P.L. 穆勒（P.L. Møller）在《海盗船》名义下的新年美学年刊上发表长文，对克尔凯郭尔的作品进行挑剔批评。克尔凯郭尔立即抓住机会反击。1845 年 12 月 27 日，他在丹麦权威政论大报《祖国报》（Fædrelandet）上发表公开文章，标题为《一位巡游作者的游荡漫游》13。

克尔凯郭尔在这篇文章里毫不客气地扒下了穆勒的匿名面具，随后写下了一段震惊全城的狂妄宣言。他公开表示，被《海盗船》这种低俗小报夸奖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他宁愿像其他体面绅士一样被《海盗船》肆意辱骂，甚至公开要求戈德施密特赶紧在下一期报纸里把他痛骂一顿12 13。

求仁得仁的报复来得异乎寻常的凶猛。从 1846 年 1 月起，《海盗船》接下了这纸战书，对克尔凯郭尔发起了长达数月的定点清除式恶搞12。

报社画师彼得·克勒斯特鲁普（Peter Klæstrup）创作了大量极具杀伤力的木刻漫画。漫画死死揪住克尔凯郭尔的外貌缺陷：耸起的驼背、火柴棍一样干瘪的双腿、歪斜的高礼帽、夹在腋下的古怪长柄雨伞，以及一条高一条低的裤腿12。报纸配文嘲弄他是“哥本哈根最滑稽的怪胎”。

这场漫画轰炸在小小的哥本哈根引发了全民狂欢。在此之前，克尔凯郭尔每天下午都会走上哥本哈根的鹅卵石街道，与街坊邻里、商贩和知识分子热烈交谈，把漫步视作自己汲取灵感最重要的生活方式。但风波发生后，他的街头漫步变成了酷刑。

沿街的顽童尾随在他身后模仿他瘸拐的步伐，市场里的屠夫和小贩冲他起哄大笑，连路过的马车夫都会挥动皮鞭朝他大喊：“看啊，克尔凯郭尔裤子！”12走在路上的人们开始互相检查裤脚有没有向上提，生怕被别人讥笑为“穿得像克尔凯郭尔一样”。

这场荒诞至极的公众羞辱让克尔凯郭尔深受折磨，却也催化了他的社会批判思想。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SEP）分析指出，《海盗船》事件之后，克尔凯郭尔在其著作中建立起了清晰的对立框架：一方是由匿名报刊、无聊谈资裹挟的“公众”（the public）与盲从大众，另一方则是拥有真实痛感、必须独立向神与良心负责的“单独个体”6。大众借助匿名的集体免除道德责任，而个体必须在孤独中承受所有风暴。

单挑国家教会：九期《瞬间》与倾家荡产

在人生的最后两年，克尔凯郭尔把枪口从世俗文人转向了丹麦势力最庞大的体制——丹麦国家教会。

1854 年 1 月，丹麦国教会最高领袖雅各布·彼得·明斯特主教（J.P. Mynster）去世。这位老主教不仅是丹麦宗教界的教皇式人物，更是克尔凯郭尔已故父亲最崇拜的牧灵导师。然而，新任主教汉斯·拉森·马滕森（H.L. Martensen）在明斯特的官方悼悼讲道中，将明斯特盛赞为“神圣真理的真正见证人”14。

“真理见证人”在基督教早期传统中意味着为信仰殉道的烈士。克尔凯郭尔强压怒火等待了数月，直到马滕森的主教任命正式获得丹麦国王批准后，于 1854 年 12 月 18 日在《祖国报》头版发表了一篇檄文，题目赫然写着：《明斯特主教是真理的见证人吗？》3 14。

他在文中猛烈抨击明斯特只是在国家机器庇护下领取丰厚薪俸、享受安逸生活的老官僚，与为真理受难毫不相干。这一炮彻底炸翻了丹麦宗教界。

随着正统报刊开始对他关门封杀，克尔凯郭尔决定自费开办刊物，发起全面决战。1855 年 5 月，他创办了通俗小册子《瞬间》（Øieblikket）14。在这份刊物上，克尔凯郭尔彻底扔掉了早年晦涩的哲学假名与学术术语，改用最直接、辛辣甚至粗暴的丹麦口语，痛骂丹麦这一千名领薪水的牧师是“玩弄基督教过家家游戏的伪君子”14。

他公开向所有信徒呼吁：为了灵魂的诚实，大家宁可周日留在家里不去教堂，也绝不要去参加国家教会那些自欺欺人的星期日礼拜仪式14。

《瞬间》一共出版了 9 期（第 10 期已经排版校对完毕，却因他的突然去世而未及发行）14。由于这份杂志定价极低，加上多年来持续自费出版哲学著作的巨大亏损，到了 1855 年秋天，克尔凯郭尔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数万帝国塔勒巨额家产已彻底见底。

他去银行提走了账户里最后的一笔现款。几天后，这位体力透支、营养不良的 42 岁哲学家在街头昏厥倒地，被送进了腓特烈医院1。

墓穴旁的砸场与没有讲道词的收场

在腓特烈医院的病榻上，克尔凯郭尔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

他的挚友埃米尔·伯森（Emil Boesen）几乎每天都来医院探视，并在日记里记录下两人的长谈。伯森询问他是否愿意在临终前接受圣餐礼。克尔凯郭尔给出了坚定的回答：他渴望领受圣餐，但他坚决拒绝从任何一位国家教会任命的牧师手中接领面包和酒；如果有哪位普通的平信徒基督徒愿意为他主持仪式，他才会欣然领受1。直到闭上双眼，他始终拒绝官方神职人员靠近病床。

1855 年 11 月 11 日晚，克尔凯郭尔停止了呼吸，终年 42 岁1。当时医院在病历记录中写下的死因是“结核”，但医生随后又在这一行诊断旁边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号；现代医学史学者后来提出了脊髓痨、多发性硬化症或神经系统病变等多种假说，但因为当年未做病理解剖，他的真正确切死因至今仍是未解的历史悬案1。

他的离世在哥本哈根引发了一场难堪的政治风暴。国家教会原本打算对他置之不理，但克尔凯郭尔的大哥彼得当时已是教会的高阶牧师，坚持必须在哥本哈根最崇高的圣母大教堂（Vor Frue Kirke）为弟弟举行隆重的葬礼仪式。

1855 年 11 月 18 日下午，圣母大教堂挤满了数以百计的学生、市民与名流。教堂内的仪式结束后，送葬队伍将灵柩抬往哥本哈根城外的助教公墓（Assistens Cemetery）15。

就在灵柩被放入墓穴、神父准备宣读最后的祝祷辞时，意想不到的戏剧一幕发生了。

克尔凯郭尔的外甥、年轻的见习医生亨里克·隆德（Henrik Lund）突然从近千名送葬人群中冲上前来，厉声打断了神职人员的仪式15。隆德站在敞开的墓穴旁，高声宣读新约《启示录》中斥责温水般教会的严厉经文，当着全场围观者的面痛斥国家教会的虚伪。他愤怒地质问：一个人生前用尽最后一口气与国家教会血战到底的人，死后怎能任由这个教会把他强行拉进教堂、用陈腐虚伪的仪式为他举行官方葬礼？这是对死者灵魂赤裸裸的篡夺与背叛15！

公墓现场顿时陷入混乱，围观的学生们发出赞同的骚动，神父不得不草草将泥土撒在棺木上，狼狈结束了仪式。这一幕闹剧不仅轰动了丹麦全国报刊，随后更导致丹麦司法部门与主教公署启动正式调查，隆德医生最终因扰乱宗教秩序被处以罚款15。

骚动散去之后，克尔凯郭尔最终安葬在家族墓地的泥土之下。他留给后世的，是堆满几大箱、笔迹潦草而难以辨认的浩瀚手稿，是雷吉娜退回的那只雪茄盒，以及那条让全哥本哈根街头指指点点了整整十年的不平整裤脚。